方东美论中国文化精神特质: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

　　方东美认为文化表现为宗教、哲学、艺术三要素的有机结构。在一次演讲中，方东美明确地指出：“从历史上面看，许许多多最好的文化，代表文化的优良精神，第一层是宗教，第二层是哲学，第三层是艺术”，（《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12页）并强调这三者“都是高尚的精神构成的形而上境界”（同上）。这里所谓“高尚的精神”，就是指真、善、美，于是他借用柏拉图的概念将文化的形而上境界称为真、善、美之“价值统会”。真、善、美之“价值统会”就统会在“情理一贯”上。其中，宗教崇“情”以斥“理”，艺术宣“情”以悖“理”，惟有哲学能“总摄种种现实与可能境界中之情与理，而穷其源，搜其真，尽其妙”（《生生之德》第138页）。认为人的生命精神只要在它的哲学形态里才实现了“情理一贯”。于是方东美强调说：“哲学实为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枢”（《生生之德》第156页），明确地将“哲学”确定为形而上文化的核心。这说明方东美的文化观，是一种狭义的哲学文化观。

　　从这种狭义的哲学文化观出发，方东美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评价，坚持以“观念取向”与“实感取向”的分判为标准：凡属“观念取向”的文化，就是精神高尚的文化；凡属“实感取向”的文化，就是精神卑下的文化。观念取向的文化，是指在价值取向上追求文化内在精神境界的文化，而实感取向的文化，则是指在价值取向上追求文化外在效用的文化。基于这样的文化价值评判标准，方东美反对线式的文化发展观，始终认为人类“轴心时代”的文化成就远高于中世纪的文化成就，而现代文化之黑暗又胜于中世纪文化之黑暗，因为在他看来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发展就文化价值来讲只意味着人类不断放弃观念的文化取向而转向实感的文化取向。也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价值评判标准，方东美坚定地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始终强调中国文化的精神成就显然超越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成就，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属于观念取向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就主流讲则属于实感取向的文化。

　　中国文化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属于“早熟的文化”。这体现为中国原始宗教从一开始即被伦理化，成为伦理化的宗教理性。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一开始产生就走上了理性意义的思想变革道路。方东美指出，中国的思想变革，从夏商到成周，主要以宗教精神来引发或实现道德革命，以开明的道德权威代替神权，并以符合民心为基本要求。待至殷周，人心腐化，道德崩溃，以至于宗教力量衰弱，终于引起殷周之际的道德大变革。东周以降，宗教力量日趋衰微，导致了“哲学革命”。这个变革过程的实质就是“把秘密世界投入这个理性世界”（《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99页）。在这个“投入”（或曰“哲学的制定”）的事业中，儒道墨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墨家是宗教的还原，道家是哲学的还原，而在两者之间的就是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03页）在先秦，由儒道墨哲学思想所奠定起来的中国文化之，到隋唐时代，因儒学的“术”化、佛教的消解，一度坠落，后又在宋明理学家那里重新树立起来。通过宋明理学家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理论创造，中国文化在精神上成功地实现了儒释道三教之思想会通。方东美明确指出，儒释道三教之思想会通处才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由儒释道三教之思想会通处所彰显的中国思想的“最高处”，在方东美的论著里是指以下三点：（1）旁通统贯论。即以宇宙为生命流行的境界，在强调以“生命为中心”、以“价值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机体主义的方法，摈弃“二分法”，视世界为浑然圆通的“旁通系统”；（2）殊异道论。就是在视世界为旁通统贯的机体的同时，再去追求它的内容，以揭示宇宙“一以贯之”的生命本体与生生不已的生命流行过程；（3）人格超升论。就是说视个人之品格发展均可层层上跻、地地升进，臻于种种价值崇高之理想。

　　方东美说：“从本身看起来是通性，同其他的思想体系比较起来又构成了特点。”（《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101页）方东美认为，人类迄今所创造出的文化，无论哪一种似乎都未能达到宗教、哲学、艺术“三者合德”这样完美的程度。相反，每一个民族因为其自身的、地理的、历史的、甚至是人种的原因，其文化的萌生、建设与发展，必然要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从而形成文化的民族特色。

　　纳入方东美比较文化学范畴内的文化形态，主要是四种，即古代希腊文化、近代欧洲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他把前两种统称为西方文化，而把后两种统称为东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同希伯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方的印度文化与希伯莱文化亦有一定的联系；唯独不受希伯莱文化影响而发展的文化是中国文化。

　　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形态，中国文化彻底摆脱了印度文化难以摆脱的不足（即在人性论上含有“神魔同在”二元思想），从而显示了它与西方文化的明显的巨大差异。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之源。但在方东美看来，欧洲文化，尤其是近代欧洲文化，在承袭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同时又抛弃了它的“观念的文化取向”，从而转变为“实感的文化取向”。方东美称这是由希腊的“契理文化”转向欧洲的“尚能文化”。西方“尚能文化”不同于中国“妙性文化”在于它不以“广大和谐”作为文化内在的生命精神，而是以“二元对立”作为文化内在的生命精神。而中国哲学作为“一套生命哲学”，必然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为生命的价值领域，所以也可说中国哲学以“价值为中心”。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两大特点：其一谓“机体主义的形而上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2页）；其二谓“超越而又内在的形而上学”：“它不像西方的科学，从下层的物质世界出发，也不从精神主义——从凭空的一个所谓天国出发，它居于中间，这所谓之‘中间’，是宇宙广大生命流行的境界，同时又向下回顾，并不是回顾生命，而是追寻生命活动所凭借的条件，这许多条件都是物质性的”（《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98页）。这种“尊重生命再追索它凭借的条件”（同上）的过程，乃“双回向”过程，它是先把物质世界提升到终极真相的价值世界，然后再把外在世界拉回到内在世界。因此，中国的人生哲学，必然注重“人格的超升”，不断地“向人性深处去了解，然后体会人性本身与一切努力成就”（《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3页），从而形成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说的“至人”、释家所说的“觉者”这类以“至善”作为人生价值目标的理想人格。

　　“机体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决定了中国文化向来视宇宙为浑然一体，强调人的生命精神必须贯注于自然，从而形成了那种以“内在精神”为重的文化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取向，势必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引向道德方面，形成凯塞林所说的“品德文化”。注重“品德”（道德）的中国文化，从高度的哲学精神与高度的艺术精神相配合以反映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它不是将世界视为罪恶的渊薮，而是在本质上认为世界是美好的，属“无罪文化”；它追求“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102页），故非但不轻视物质世界，而且把物质世界作为生命精神提升的起点。但这是就把世界作为人的生命流贯的境界来说的，并非主张像西方文化那样把物质世界作为戡役施威的对象，故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现在一个“中”字：“中字代表中国整个的精神”（《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0页）；反映在个一“爱”字：“太始有爱，爱赞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觉，是为中国智慧种子”（《生生之德》第140页）；它“广大而悉备”，其义可由六理（依次为：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统摄（参见《生生之德》第152-153页）。这些特点都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或叫“天人合德”的基本心态相关。而“天人合德”的心态，又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缺陷：（1）强调整体的旁通统贯而缺乏“清晰的逻辑分析”；（2）强调直觉体悟而轻视“知识信念”；（3）强调“参赞化育”而忽视戡役自然。这些因素决定了“在中国文化里，科学并未得到应有的优势”（《中国人生哲学》第100页）。

　　中国文化本来可以通过汲取西方文化之科学精神来弥补这一不足，但由于在近代中国人非但没有学到西方最精华的思想，反倒深受“极端的科学唯物主义”（《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4页）的影响，将“一切神圣的价值、真善美的价值都采取中立主义”（同上），其结果，不但“在思想上是完全不能展开新的局面的”（同上），而逐渐淡漠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以至于丢掉了自己民族固有的高度的文化精神，使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现代危机。

　　要克服中国文化的现代危机，在方东美看来，当先以道家的逍遥超越的精神将已坠落的中国文化精神（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重新提升起来，然后按照儒家的实践理性切实地落实之。这实际上也就是在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实实在在地落实儒家精神。方东美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儒家不但对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生命精神”之形成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生命精神”与儒家的生命精神完全相通。这是因为儒家的立场就是“生命的立场”（《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76页），其所本乃“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8页）。蒋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