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中轴线和明朝北京城中轴线是同一条线？

　　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工程启动仪式，已于6月11日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那天举行。长约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贯穿着元明清三朝的42座古建筑，串联着宫苑坛庙和胡同街巷。本版特约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陆原，为读者讲述中轴线上曾经发生的系列故事。

　　永乐元年（1403年），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夺取皇位以后，将北平府升格为北京顺天府，北京这个地名由此而诞生。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日，永乐皇帝首次登上北京皇宫的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标志着北京正式定为国都，这一年距今已是590周年。北京以拥有一条长约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而著称，这条中轴线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延续至今，由一系列的建筑物和街道排列组合而成。我做过统计，在北起钟楼南至永定门的中轴线上，曾经排列着42座古建筑，其中有10座已经消失，有三座又被重建，现存的共有35座。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以及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胡同街巷，积淀着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

　　■元朝大都城的中轴线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到底是不是同一条线

　　元大都城墙周长约60里，是南北长于东西的长方形。征虏大将军徐达在进攻元大都之前曾经请示朱元璋，如果元朝皇帝弃城逃跑是否追击。朱元璋回答无须追击，只要固守边境防止元军反攻即可。为了缩短防线，徐达放弃了原在健德门和安贞门一线的元大都北城墙，向南5里在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另筑了一道新城墙。

　　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宫殿时为了给皇宫前方留出空间，拆除了原在长安街一线的元大都南城墙，向南二里在正阳门一线重建了新的北京南城墙，东西两面的城墙则沿用了元大都城墙未变。改建之后的北京城墙周长约45里，是南北短于东西的扁方形。到了嘉靖皇帝增筑北京外城以后，北京城墙的平面呈现为“凸”字形。

　　由于明朝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址上经过几次改建而成，对于明朝北京城中轴线和元大都中轴线是否属于同一条线，学术界历来还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元朝的钟楼和鼓楼位于现在的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的延长线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东，起点是现在的钟楼。另一种意见认为，元大都的中轴线就是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与现在北起钟楼南至永定门的那条线重合，是同一条线。

　　我认为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在于没有注意到元大都原本有两个中心点，即中心台和中心阁，这两个中心点标志着元大都实际有两条中轴线。元末当过大都路儒学提举官的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记述：元朝的鼓楼东边建有一座中心阁，中心阁以西十五步又建有一座中心台。中心台占地一亩，四周有围墙，正南有石碑，碑文是“中心之台”，是“大都城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中心台西侧，南有鼓楼，北有钟楼，钟楼南北都是大街，堪称是整个大都城的中轴线。但是钟楼以北的大街虽然直抵大都城北城墙，以南的大街却至鼓楼为止，因为鼓楼以南就是海子，即现在的什刹海。而以中心阁为起点的中轴线，向北没有大街，向南纵贯皇宫大内直抵元大都南城墙居中的丽正门，沿途经过的万宁桥和青山（现在的景山）至今仍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中轴线就是这条线，其北端起点是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钟楼，其南端终点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筑外城以前是正阳门，增筑外城以后则延长至永定门。

　　■北京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偏向西北，神秘地指向元上都开平府故地

　　古代没有先进的测绘仪器，也没有卫星定位的科技手段，营建城池宫殿必须有能够直观的标志物，因此需要在元大都的中心点建造一座中心台。元世祖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当年营建元大都的选址理念，在于看中了海子这一片充足的水源，需要将海子圈入城里，因此确定东西城墙之间宽度的依据，是以中心台至海子西岸为半径，所以紧邻中心台西侧的旧鼓楼大街成为了整个大都城的几何中轴线。但是为什么又要在中心台以东再建造一座中心阁，以作为皇宫大内中轴线的起点呢？这是因为皇宫大内的中轴线要避开海子的阻隔而从海子东岸经过，所以元朝皇宫大内的中轴线并不在大都城的几何中心，而是偏东一些，历经明清两朝传承至今的北京中轴线也是如此。

　　《析津志》记述，当忽必烈询问刘秉忠如何为皇宫大内定位时，刘秉忠回答以丽正门外护城河桥头的一株大树作为基准点。于是忽必烈封这株大树为“独树将军”，并赐給金牌。此后每逢元宵之夜，都在这株大树上边挂满花灯，“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

　　但是，以这株大树和中心阁两点一线定位的元朝皇宫大内中轴线，却并非是正南正北，而是指向北方偏西一点。如果以现在的永定门所在的子午线为基准线，钟楼则偏西300多米，这是我的朋友夔中羽先生告诉我的。夔中羽先生是遥感航拍测绘专家，他在研读《北京卫星影像图》时，发现了北京中轴线与地球子午线不重合这一神秘的现象。

　　夔中羽先生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拿来一张街头巷尾随处可以买到的《北京交通游览图》，以永定门为中心点将游览图左右对折，展开之后游览图中间的折痕即是通过永定门的子午线。我惊奇地发现钟楼确实不在折痕中心，而是偏西。夔中羽先生联想到古代建筑有时会与远方的地形地物相关，譬如秦朝曾经宣称远在渤海的碣石是国都咸阳的东门，遥踞秦岭的终南山是皇宫的南阙。那么来自北方蒙古草原的元朝，莫非会让元大都的中轴线指向草原上的什么地方吗？

　　夔中羽先生在地图上画出了北京中轴线向北方延伸的延长线，在沿着此线向北方探索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就在距离北京270多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一带，赫然标注着“金莲川”、“闪电河”、“兆奈曼苏默”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地名，这里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元上都开平府故地。

　　“兆奈曼苏默”是蒙古语，意为“有一百零八座庙的地方”，地处塞外名胜金莲川，南濒闪电河。1251年，忽必烈的同母兄蒙哥做了蒙古国大汗，蒙哥委派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并授权他择地筑城。1256年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在闪电河畔的兆奈曼苏默建成了开平府，蒙哥死后，忽必烈在开平府即位为大汗，于1263年将开平府升格为上都。1276年元大都建成之后，元朝实行两都制，皇帝每年冬夏轮番在大都和上都居住。

　　元大都和元上都的规划者都是刘秉忠，或许刘秉忠是刻意使元大都的中轴线指向了元上都，因为那里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发祥地，所以要将两都的“王气风水”连为一脉。况且刘秉忠精通《易经》，元大都十一座城门的名称都是由他依据《易经》命名的。《易经》以“乾”为君位，乾位并不在正北方，而是在西北方。元大都的中轴线指向北方偏西，对于精通《易经》的刘秉忠而言，恐亦难以巧合为释。

　　■清朝在鼓楼和钟楼击鼓撞钟报时的工作，是由皇家仪仗队的旗鼓手们负责

　　现在位于北京中轴线起点的钟楼和鼓楼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钟楼在明朝曾被火灾焚毁，清朝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钟楼时为了防火改为砖石结构，所以灰色的砖石结构钟楼与红色的木结构鼓楼外观并不一致。明朝的钟楼上边最初悬挂的是一口大铁钟，后来因为音色不好被替换下来，一直弃置于鼓楼后面，1960年我小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过。这口大铁钟现存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现在钟楼上边悬挂的永乐大铜钟出自于西边的铸钟胡同，那里在明朝有皇家的铸钟厂。清初学者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说，他见过铸钟厂里有明朝遗留的十几口高达两丈多的大钟，横七竖八地躺倒在院子里。

　　相传，当年在铸造永乐大铜钟时屡次未能成功，工匠们都面临杀头危险，工匠领班的女儿情急之下投身熔炉化入铜液，才将铜钟铸成。铸钟厂为纪念这位女子，建造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传说虽然离奇，但娘娘庙确实存在过。我去铸钟胡同寻访铸钟厂遗迹的时候，路过了附近的小黑虎胡同，遇见了从小就住在小黑虎胡同24号院的柯先生。柯先生告诉我，娘娘庙就在他家院子里边，但是残存的大殿已于2000年前后被拆除，他看见拆下来的房梁有将近1米粗。柯先生还给我看了二十几年以前他在弃置于鼓楼后面的大铁钟前边拍摄的照片。

　　鼓楼上边原有一个直径1.4米的大鼓，还有24个直径较小的鼓，这些鼓均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毁坏。我在登上鼓楼观看击鼓表演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劫后仅存的破损大鼓。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用于表演的全套25个鼓都是在2001年仿制的。

　　清朝在鼓楼和钟楼上边击鼓撞钟报时的工作，是由皇家仪仗队的銮仪卫旗鼓手们负责的。每天的一更和五更，都要先击鼓108响，再撞钟108响，每一组的108响还要分为前后两节，每节54响，击鼓撞钟的节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夜里的二更至四更，则是只撞钟不击鼓。为了协调击鼓撞钟的时间，钟楼和鼓楼上边的旗鼓手们彼此之间还要使用灯光信号联络，称为“对灯”。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之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钟楼和鼓楼不再使用钟鼓报时。此后，北京市政当局改为每天中午在德胜门和宣武门附近的城墙上边鸣放大炮报时，称为午炮。我有一位在什刹海岸边住了半辈子的老年网友，网名就叫“我的什刹”，他小时候看见过鸣放午炮的地方。那是在德胜门东边正对着钟楼的城墙上，有三间小房子，其中一间是火药库，另外两间就住着炮手一家。那位炮手姓李，因为常年鸣放午炮，耳朵都被震聋了，所以外号就叫“李聋子”。“李聋子”告诉“我的什刹”，有的时候德胜门和宣武门两边的午炮未能同步鸣放，市民们就会听到两声炮响。

　　■清末住在什刹海东南岸白米斜街的张之洞认为，什刹海的名称应该是石闸海

　　地安门大街路口，原来有皇城的北门，在元朝取《易经》“厚德载物”之义称为厚载红门，明朝称为北安门，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改称地安门。地安门在1955年展宽道路时被拆除。因为地安门又被俗称为后门，所以位于地安门外大街的万宁桥，也被人们俗称为后门桥。

　　我小时候住在什刹海东南岸的白米斜街，每天去后海南岸的大翔凤胡同小学上学都要路过万宁桥。那时的万宁桥两侧都被填为平地，只有桥身露出地面。我在白米斜街住过的院子就在张之洞旧宅的对门，前不久读书时看到张之洞在《广雅堂诗集》里边将什刹海称为石闸海，这个说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什刹海缘何得名至今尚无确考。刊印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的《帝京景物略》记述，万历年间三藏法师创建了一座名为“十刹海寺”的寺庙，这座寺庙的遗迹在后海西北岸的糖房大院胡同27号，有人认为“什刹海”的名称就是源于这座寺庙。但是如果一座寺庙的名称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那么位于后海北岸鸦儿胡同里的广化寺早在元朝即已创建，而且规模和名气更大，什刹海为什么不叫“广化海”呢？广化寺里有一座明朝万历年间的石碑，碑文说“都城西北隅有巨浸，曰什刹海，以环海有丛林十，故名。广化寺者，十刹之一”，这是说什刹海因环海有十座寺庙而得名，然而旧时环海的寺庙远多过十座，所以这种说法也被人质疑。

　　我知道元朝为大都城选址时将海子作为城市的水源，万宁桥也是始建于元朝，所以我在探访万宁桥之前特意阅读了《元史》。我在《郭守敬列传》里读到，元初每年由通州向大都城运送粮食的季节，正值秋雨连绵，运粮的驴牛死亡无数。都水监长官郭守敬主持开挖了通惠河，此后运粮船可以由通州直抵海子，将粮食存入海子西岸新建的“万亿库”粮仓。为了调节水位，郭守敬又在海子东岸的通惠河起点处建造了木结构的水闸，即海子闸。《河渠志》记述，到了至顺元年（1330年），这座木结构的海子闸又被改建成与石砌的万宁桥连为一体的石闸。2000年，在清理万宁桥下填埋多年的泥土时，露出了桥身西侧的石闸。

　　我在万宁桥下看到了桥身西侧的石闸，在闸口两边还保留着当年用于插入闸板的石槽，以及用于起落闸板的石质绞车框架。古代没有功率强大的机械绞车，不能使用整扇的闸门，只能使用多块闸板叠加插入石槽。厚重的木质闸板被水浸湿以后就会更加沉重，所以需要使用人力绞车来提升或者下落。古代的闸官命令闸丁落闸蓄水时，不会说“保持几米深度的水位”，而是说“落几块板的水”。

　　在万宁桥桥洞两边的石砌泊岸上，保留有四个雕刻精美的镇水石兽，其中东北边那个石兽还是元朝遗物。维修之后的万宁桥，桥身上的栏板望柱颜色深浅和新旧程度都不一样，那些破旧的栏板望柱都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古代原物。

　　■沿着通惠河故道去寻访东不压桥

　　万宁桥的下游如今已经恢复了河道，两岸被开发为沿河风景带。我沿着这条风景带一路向下游走去，一路回顾着通惠河古老的历史。在元朝，从南方来的运粮船抵达通州以后，将粮食换装小船，再经由通惠河溯流而上，穿过万宁桥到海子靠岸卸船。通惠河水源来自海子，以万宁桥下为起点，沿着现在的东不压桥胡同向东南方向流去，穿越地安门东大街以后，沿着东吉祥胡同和北河胡同向东，再沿着现在的北河沿大街与南河沿大街向南，穿越东长安街以后，流经正义路，从丽正门以东城墙底下的水关出城，一路向东流往通州。通惠河流经现在的北河沿大街一线时，正好位于元朝的皇城东墙外，成为了皇城护城河的一段。

　　明朝永乐时期的皇城东墙沿用元朝旧址未变，由于皇宫中心区距离皇城东墙不远，墙外市井传来的噪声直达宫禁，为此在宣德七年（1432年）将皇城东墙东移重建，原在墙外的通惠河被圈入墙内，此后从通州来的运粮船不再进入北京城，而是在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码头卸船。自民国时期起，北京城里的通惠河各段河道逐步被改建为地下暗沟，地面形成了道路或胡同。

　　2009年，拆除了东不压桥胡同的地面建筑物，恢复了原来的河道，胡同南口曾经被埋入地下的东不压桥也重见天日，露出了巨石铺砌的桥面和桥基。说起东不压桥，我又联想到在北海北门与什刹海南岸之间，以前还有一座横跨在从什刹海至北海的引水渠道上边的西压桥。明朝在这里砌筑皇城北墙时，因为桥南有北海无处筑墙，于是让墙基向北绕了一个小弯，骑上了桥面的南半部，同时留出了桥面的北半部依旧可供通行。由于被皇城压住了半边桥面，此桥因而得名“西压桥”。东不压桥因为位置靠北不会妨碍皇城筑墙，没有被压在墙下，因而得名“东不压桥”。这两座桥以前还被称为东西“步粮桥”或东西“布粮桥”，但是我的朋友张富强先生在他的新作《北京中轴线历史文脉》书中，将“步粮桥”表述为“泊粮桥”。我想海子在元朝就是停泊运粮船的码头，与海子水流相通的这两座桥被称为“泊粮桥”也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