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关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说及其价值

　　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文化有她自己的特色，不同于西方。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旧有氏族血缘关系去建立国家组织，可以称之为“早熟”文明。后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这种氏族血缘的遗存有关。封建制社会中的宗法、宗族力量就是从氏族血缘关系演变而来。

　　外庐先生的挚友白寿彝先生说过：“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这个评价准确、公正。

　　——张岂之


　　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一场中国古代社会史大论战，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论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关于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的问题。当时参与论战的人多而复杂，包括政治上的不同观点的学者，除此以外，苏联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参与了讨论。侯先生当时由于忙于《资本论》的翻译，没直接参与，但对这场论战很关注，并从中萌发了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兴趣，从一九三二年，他开始从经济学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在《韧的追求》一书曾这样叙述道：“我个人对这门学科（中国古代史研究——按）探讨了十五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224页）侯先生经过十五年的探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著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针对论战中的主要问题，发表了颇有创见卓识的观点：首先，侯先生指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特指社会形态，并非是指原始社会形态，以为是指后者是错误的；其次，侯先生进而指出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均是奴隶社会，中国同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一样，都存在着奴隶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再次，中国古代与古典的古代由“前文明社会”（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奴隶社会）出现了“分岔点”，这就是古代中国文明与古典的古代文明起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且并行的文明路径，侯先生明确提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论战未曾言及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路径问题：“我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上已有明晰的概念，即它所支配的社会构成是‘早熟’与‘维新’的古代东方国家，它和‘古典’的虽有先后出现的距离，而在本义上则是类型的同一，惟二者的路径有差别”（《中国古代社会史》，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49年出版，第16页）。批评了苏联学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析为所谓“空白史”、“变种论”和“过渡论”的观点，侯先生既肯定了中国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致性，同时又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路径的论断。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路径，侯先生曾作了如下的精辟概括：“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所以，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路线，用中国古文献的话说，即是前者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后者则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韧的追求》，第235页）。希腊、罗马与古代中国文明所走的两种不同的路径奠定了以后中西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思想路线图”，是中西两种文明形态发展的源头。

　　二

　　侯先生关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源性研究”，或者说是对“思想路线图”的本原性的追寻，是二十世纪史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侯先生同郭沫若等马克思史学家一道，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研究的新天地，打破了言必称希腊的欧州中心论，出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气象，侯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再版时颇有感受地写道：“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评议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了。”这不仅是侯先生的个人感受，这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反映，当时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使中国历史研究出现崭新的学风，取得了深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研究成果。

　　侯先生关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说，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的秘密，在迷蒙的史海中，窥探到了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的思想轨迹，以往中国历史发展的许多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都可从此找到它的发生源头，都可找到它的答案和寻找到历史的见证。

　　首先，中国古代血缘宗法制社会便是由古代中国文明路径所决定的。诚如上述，古代中国从野蛮到文明社会的过渡（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是在保留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实现的，国家混合在家族里，国在家中，天子、诸侯、卿大夫是由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亲缘关系，权力和财产是按血缘的亲疏分配的。在此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中，君权与父权是统一的，君权只是父权的引伸和扩大，君主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大的家长，一家一族的家天下，其政权具有不可转移性，王朝的轮替，意味着一家一姓政权的轮替。如此循环，中国古代始终是一家一姓的统治的家天下。

　　其次，由于原始社会氏族血缘的保留，所以导致了古代居民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而不是以地域关系划分，形成中国社会独具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的社会关系，在此社会关系中，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的面纱，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被掩盖。古代中国社会的“五伦”秩序是严格按“亲亲”、“尊尊”排列的。

　　再次，与上述宗法社会紧密相联系的，出现了伦理与宗法关系的结合，出现了中国独具的宗法伦理。诚如有的学者指出：“侯先生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乃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真正秘密所在，它是把握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钥匙。一切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特征，都可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陈瑛：《中国伦理史研究的正确道路》，《纪念侯外庐文集》，第30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西文明路径不同，决定中西文化思想起点的差异。中国思想起点上表现出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人生论的贤人作风，希腊、罗马古代则表现出注重自然的哲人的智者气象。前者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君子世界”产生的，后者则发端于“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市民世界”。中国思想起点上的贤人作风决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必然以伦理为本位，一切“中国伦理思想的特征，……都可……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为什么中国伦理思想史以忠和孝为其最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为什么要以“三纲”为核心构成其伦理道德体系？古代中国伦理之所以与哲学融为一体等伦理思想的诸特征都由此找到发生的思想源头，与此相联系的，中国之所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人际和家庭的和谐，重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少有的礼义之邦，探其本原，均可追溯到中国文明的路径，即是以人为本和“天人合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以及反对极端而奉行中庸之道也本于此，如此等等，都可从中国文明路径得到说明和答案。

　　三

　　侯先生从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不同路径中引伸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近代化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是使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打破了自然经济而使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道路；中国则使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人身自由租佃者、自然经济解体缓慢而资本主义生长和发展得艰难的发展道路。侯先生指出：“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即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了活的。”（《韧的追求》第259页）。侯先生认为如同古代中国文明特殊路径一样，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所走的也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保守道路。最主要是受封建专制超常的稳定性的拖累，封建解体缓慢，表现出中国近代文明的难产。

　　难产不等于中国社会不能现代化，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或者说不具有走向近代化的内在机制，换言之，难产并不像有的学者以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惟有走西方的道路，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似乎即是西化。侯先生上述论断表明，难产只是指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遇到障碍和困难较多，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实现近代化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中国社会近代化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页）明末清初社会新旧势力的冲突引发了社会的大动荡，侯先生以黄宗羲的“天崩地解”概括，指出“中国历史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引同上）与此相联系，出现了“中国学术上的新气象”，侯先生认为王廷相、吕坤、王艮、何心隐、东林党人的思想便是这种学术新气象的代表人物，被侯先生称之为“启蒙者的先驱”（《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卷，第2页），也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反映与代表资本主义萌芽与生长的新思潮的早期启蒙思想概念是侯先生首先提出的。梁启超虽然在《清代学术概论》，曾把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称为启蒙运动的代表者，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启蒙思想的概念，更没有提出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便有早期启蒙者。侯先生以上论述，证明中国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已开始向近代化的演进，中国传统中确实蕴含着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内在机制。以为中国社会近代化必须西化的道路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

　　近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没有离开古代中国文明的历史轨迹，诚如上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所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与此相适应中国启蒙思想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侯先生指出：“中国启蒙思想家不同于西欧以至俄国那种‘资产者——启蒙者’的格局。（参见《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26-27页）。这就是说，欧洲启蒙思想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尔后的启蒙思想发展，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的，主要表现为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中国的启蒙思想则非如此，主导启蒙思想运动的并不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只是一批反传统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和进步的思想家。虽然在思想文化中，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自由和批判宋明理学的近代思潮，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艰难，旧制度的瓦解缓解，资本主义迟迟未到来。启蒙思想犹如古代中国“前文明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是保留氏族血缘的维新路径一样，它是新旧纠葛的情境中滋生与成长，启蒙受到旧的传统拖累，即是侯先生常说的“死的抓着活的”。首先，突出地表现“外表与内容的矛盾”，从外表看启蒙思想家打着理学中的王学旗帜，标榜自己是王学学派和王门弟子，在内容上却是王学的批判者，往往在旧的命题中阐发出新时代的思想和主张“旧的主词被保留下来，而用新述的词讽刺了旧主词。”（《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51页）

　　另外，诚如上述中国启蒙思想家不像西方一样，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和发动，是由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进步人士所主导，所以中国启蒙思想家表现出思想家们的思想差异和特点。“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这时依据自己的不同角度去窥察世界的发展倾向。王夫之走的是知识形式的解放。黄宗羲走的路线是政治理想的乌托邦。顾炎武更走了一条特异的路线，即依据实际来作‘当世之务’的倡导。而颜李学派则强调劳动和科学，趋向于改革世界的实践。”侯先生所概括中国启蒙思想特点，不管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提示中国近代文明并没有脱却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如上所述，同古代文明路径一样，中国近代文明发展也是选择中国历史自己的发展的道路。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文明路径似乎不像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具有普遍性，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愈来愈证明中国文明的路径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对此，西方学者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笔者颇有同感，特在此引证李学勤先生《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贡献》一文对美国学者张光直关于文明起源论的一段评述为本文作结：“‘中国文明路径的问题上’，我想举出一个后来提出类似理论的学者，是和侯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的美国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他有一篇引起普遍注意的著作《连续与破裂》，讲的是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他说：“‘世界文明的起源（即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有两种不同的道路：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的西方的道路是一种断裂的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道路是一种连续的道路。两者根本不一样，造成的古代文明也截然不同。中国夏、商、周三代血缘关系遗存犹在，而在希腊、罗马就不同了’。张光直先生特别指出，以他的知识来看，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路径是多数，像希腊、罗马那样反而是特例。因此他说，‘西方科学界总结的一些普遍原则不一定普遍的，但相反他认为中国的例子反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13日，《学术》）陈谷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