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民国时期收藏大家：好之既笃藏之甚精

文/杨桂思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仍，国家收藏力不从心，国宝大量流落民间，因而掀起一股民间收藏热。于是收藏界涌现了诸多收藏大家——庞元济、溥儒、关冕钧、罗振玉、叶恭绰、刘靖基、吴湖帆、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张伯驹、张珩、钱境塘、刘海粟、钱君、张学良、金城、夏衍、张宗宪、王己千等，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珩、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藏富、品类精、影响大，被誉为“20世纪字画收藏六大家”。

张大壮为沪上知名的近现代画家，是上海中国画院4个创始人之一。他在绘画上功力深厚，尤擅花鸟，为“现代四大花鸟画家”之一。张大壮的艺术成就与他的工作分不开，受张家世交、收藏家庞元济的赏识，从19岁起，他便在庞元济的 “虚斋”管理书画，主要是鉴定编订书画录。他日夜浸淫于古代书画中，饱览了上至宋元、下迄明清的无数名家书画真迹，心摹手追，认真临写，得以渐入堂奥。其实不惟张大壮，在庞元济“虚斋”工作过的还有陆恢。张大壮在“虚斋”呆了10年，陆恢一干就是20年。此外，张砚孙、张唯庭、吴琴木、邱林南都曾为庞元济掌管过书画。于此也可见庞氏收藏之富有。

庞元济(1864—1949年)，一代收藏巨擘，为“六大家”之首。其收藏书画数以千计，被王己千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在收藏界与张伯驹并称为“北张南庞”。他编著的《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是从其藏品中选择历代精品634幅加以著录。庞元济的收藏主要进入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在全国几大著名的拍卖公司每年的春拍、秋拍古代书画作品专场上，也常有“虚斋”的收藏品。2010年北京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上，一幅从美国回流的元代画家王蒙的《秋山萧寺图》以1.3664亿元成交，该画即是“虚斋”的藏品。一幅被溥仪带出宫外、有庞元济鉴藏印的清代恽寿平所画的《载鹤图》，在北京保利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也拍出761.6万的高价。

张伯驹(1898—1982年)，字丛碧，河南项城人。其父张镇芳在袁世凯当总统时为署理直隶总督，因与袁世凯同为项城名门，于是娶袁氏之妹为妻，结成通家之好。张伯驹少年时曾与袁世凯4、5、6、7诸子一同就读新学。与溥红豆(溥侗，清宗室，曾袭镇国将军爵)、袁寒云(袁克文，袁世凯次子)、张汉卿(学良)并称“四大公子”。张伯驹的藏品著录在其《丛碧斋书画录》中。藏品精粹，多是国宝级的，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绘画和书法，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晋代陆机的《平复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子昂的《章草千字文》、宋徽宗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马和之的《节南山之行》等名作。张伯驹将这些藏品都捐献给了国家，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吴湖帆(1894—1968年)于书画等文物收藏方面的贡献巨大，画家中应推为第一人。其祖父是清朝的显宦、金石大家吴大徵，家中收藏极富。吴湖帆的鉴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时，著名鉴定家王季迁、徐邦达皆为其入室弟子。他藏室的多种雅号，都是从珍贵藏品上得来，因他藏有宋黄山谷《太白诗草》卷和宋米芾的《多景楼诗》，故有“迢迢阁”；因收藏欧阳询的4幅字帖：《虞恭公碑》、《化度寺》、《九成宫》、《皇甫诞》，故有“四欧堂”。此外，他的藏品著名的还有唐怀素草书《千字文》、宋高宗赵构的《千字文》、宋刘松年的《商山四皓图》、元赵子昂的《枯木竹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和《浮峦暖翠图》、王蒙的《松窗读易图》等唐宋元名迹，至于明清及近代字画更是举不胜举。吴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他收藏的状元扇，共收藏有清代状元扇70多柄。

张葱玉(1915—1963年)，字珩，浙江吴兴人，在上海有“韫辉斋”。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196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的由张葱玉、谢稚柳、刘九庵组成的“三人书画鉴定小组”，张葱玉担任组长，为国家鉴定书画达10万余件。张氏自祖父起，一门三代皆是海上鉴赏收藏巨眼。他一度专收唐宋元名迹，明清两代的作品基本不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收藏就与张大千、吴湖帆不相上下。1947年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为他编过一本《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其中记载了不少稀世珍品。如唐周昉的《戏婴图》、唐颜真卿的《竹山堂联句诗册》、宋易元吉的《獐猿图卷》等。1997年翰海拍卖会上出现过曾由张葱玉收藏的宋石介的《与长官执事札》、宋左肤的《与通判承议札》、宋何粟的《屏居帖》、宋富弼的《儿子帖》、宋吕嘉问的《与元翰札》5件文物，以682万元的高价被国内一机构收购。张珩秘藏的《山猿野图》2010年现身保利5周年秋拍，以4592万元成交。

王已千(1907—2003年)是美籍华人，现代著名学者、书画家、鉴定家。王鏊第14代嫡孙。曾拜苏州大收藏家和画家顾麟士为师，亦是吴湖帆的入室弟子。 20世纪40年代移居美国。王已千也收购了不少历代名迹，如李唐《晋文公复国图》、董源的《溪岸图》(从张大千手中购得)、郭熙的《秋山行旅图》、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王已千先后捐出的宋元书画60余幅。2009年，首都博物馆曾举办了一次“宝五堂—海外华人重要书画珍藏展”，展出近30件王己千家族的藏品。2010年秋拍翰海拍卖公司以4368万元成交的倪瓒的《霜林湍石》、2010年保利秋拍以5376万元成交的《明人金扇集册精品》即为王己千所藏。

张大千(1899—1983年)曾说，“徐悲鸿说我绘画是五百年来第一人，我不敢当，若要说五百年来第一精鉴人非我莫属”，可见他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负。张大千的《大风堂书画录》是其藏品的著录。张大千藏有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溪岸图》和《江堤晚景图》，郭熙的《树色平远》，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等名迹。尤其是石涛的作品，据张大千回忆，一生收藏过500幅。

以上诸家是民国时期书画藏家的优秀代表。收藏大家们对书画、对收藏的嗜好成癖，视藏品为生命，但又能举重若轻。在收藏上不惜重金，甚至穷其所有。庞元济在其书自序中写道“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南北收藏，如吴门汪氏、顾氏……争出所蓄，闻风而至，云烟过眼，几无虚日”。张伯驹为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卖掉了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莲英旧宅)。张大千曾分别花15根金条、500两黄金加20张明画换来三幅五代南唐名迹。欧阳修曾将“好”作为收藏成功的第一要着，他说“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力之强”，“有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 庞莱臣在所藏宋元书画上钤印的“庞莱臣珍藏宋元真迹”，其珍藏心情通过印章直接表述；张葱玉则把自己的感情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从费屹明手中购得欧阳修《灼艾帖》，钤印4枚，其中一枚的印文为“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即将收藏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张大千的两方藏印“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别时容易”，则反映了其矛盾的心情：既不希望和藏品别离，但又不得不别离。可以说，大藏家们把收藏视为平生之乐事与责任，并没有以投资为目的。

收藏大家本身具有深厚的画理、画法和鉴藏知识。明画理、通辨识，对中国书画史了如指掌，自身又是书画高手，有极高的书画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吴湖帆、张大千集画家、鉴藏家于一身自不待言，张伯驹的书法独具特色，创造了婀娜多姿、独具风貌的“鸟羽体”，惜书名为藏名所掩；张葱玉亦写得一手好字；庞元济一生所作的书法、山水、花卉作品颇多，书法端庄秀逸，花卉设色艳丽，山水笔力雄浑厚实，在近几年艺术品拍卖会上常有他的书画作品拍卖。庞元济对其搜集到的书画研究深入，“凡画法之精粗，设色之明暗，纸绢之新旧，题跋之真伪，时代代易，面目各不相同，靡不惟日孜孜潜心考索，稍有疑惑，宁谨慎勿烂，往往数百幅中不过二三幅”。王季迁不仅在鉴定书画真伪、年代上有过人的眼力，其对艺术的欣赏品味也为人称颂。他收藏了许多毫无款识的宋、元代书画，看画是以画论画，而不是盲目地追逐大名头。正因为如此，许多书画收藏家都以其眼光为标准，拍卖会上只要他认定举牌的标的，必定引起藏家群起抢标。

收藏也有境界之高下。尽管时代不同，收藏环境不同，财力亦莫及，当今的藏家不能和民国大藏家相较，但我们仰慕收藏前辈，在惊叹他们收藏之宏富、鉴藏之精准的同时，也应从他们身上汲取优长，以指导我们当今的收藏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