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艺术创作与精神治疗

追溯艺术的起源，有多条线索，如有游戏说和巫术说等。相比之下，游戏说比巫术说更本能更原始，巫术说比游戏说更艺术，也更精神化。用图画、诗歌、音乐、舞蹈治疗疾病在人类早期的巫术中使用非常广泛，在远古时期人们心目中，疾病都与人的灵魂有关，如古希腊苏格拉底就认为一切疾病都因为人的灵魂出了问题，印第安人认为所有疾病都是人灵魂愿望的表达，病人之所以死去，就因为那个愿望没得到满足。中国古汉字“毉”（医）和“藥”（药）也能反映巫术和艺术在治疗疾病中的地位和作用，“毉”字由“医”、“殳”、“巫”组成，在甲骨文中“医”指射在肉里的箭头，“殳”是指取箭头的人，“巫”则是与天地对话的通灵者。“藥”的“草”与“樂”组合，“草”指的是草药，下面的“樂”是乐器的象形。

随着人类知性文化的不断发展，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世俗权力不断膨胀，统治者已不能容忍其它力量超越自己的权力，这时他们便希望对任何不可控制的力量（包括神秘力量）进行控制，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后人称之为“医圣”）开始反对巫医合一，他的观点深受统治者和自以为是的人的推崇，也就是从扁鹊开始，巫医开始分离，巫医的分离必然导致人身心的分离和灵与肉的分离。医学与艺术的分离也正是从人身心的分离和灵与肉的分离那时开始的。医术成了“仁术”（医乃仁术），艺术成了“成教化，助人伦”的手段。

在西方，对理性智慧的追求一方面限制了人灵魂的自由，疾病成了理性分析研究的对象。另—方面，随着宗教势力的发展，神父取代了巫师，他们用祷告、圣物、圣水来医治人的疾病，他们甚至认为疾病是一种罪恶，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艺术成了传播教义的手段。神父扮演拯救灵魂和治疗身体的双重角色，医院变成了“慈堂”。“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智分解，人与神秘自然世界越来越疏远，人的“灵魂”变成了“心理”，艺术变成了娱乐和产业。人的精神出现了异化，艺术也随之发生转向。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和“艺术的终结”。

不管人类文明向什么方向发展，总还是有人确信灵魂的存在，今天看来，这些人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牛鬼蛇神，或者是精神病人，总之，都不是“正常人”。似乎只有这些不正常的人才有可能感受到人的灵魂和超现实的力量。现代精神病学之父雅斯贝斯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说“寻常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艺术创作与精神治疗”，之所以没有选择“灵魂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概念，是因为“灵魂”离我们大家太遥远，而“心理”又过于物质和技术，相比之下，还是“精神治疗”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哪些艺术家的创作更符合“精神治疗”的主题？我以为被医学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较适合，因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治疗，而需要医治的恰恰是精神病。不仅如此，这些患有精神病的艺术家又都曾对艺术创作如何作用于自己的精神有过许多陈述。其实，这类艺术家有成千上万，但我们今天只举三个大家熟悉的案例，另—个是我在南京精神病院里发现的。

案例1梵高、2蒙克、3草间弥生、4张玉宝

艺术如何治疗人精神？对此我概括了以下几点：

1、艺术是一种充满灵性的语言。什么是灵性？我认为是指那些能够被人感知，却又难以被人类把握的神秘力量。对于这个神秘的力量中国人喜欢用“精、气、神”，西方人喜欢用“神灵”来称谓。对于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人而言，总是希望能够表达与自己有关的一切，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和文字只能表达其中有限的部分，而图画、诗歌、音乐、舞蹈等则能让人的表达能力更丰富完整，而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人寻求生存发展的自然需要。

2、可以让人获得替代性满足。所有疾病和创伤都是因为“缺失”，艺术的创造可以弥补这种缺失，这种弥补有二种，一种是积极的，即通过激发潜能（荣格称之为是“能量的堆积”）来弥补，如激发情感、创造力等；还有一种是消极的，就是“自欺”和“欺人”。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几乎在所有杰出者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某种器官上缺陷。”

3、有助于找到自我（自然的“我”）。在各种精神痛苦中，因丧失自我而陷入迷茫、困惑较为常见，这些人虽有许多欲望和需要，但很少却是自己内心的真实需要，他们完全被他人和某种文化所控制，久而久之，便会感到精神空虚，这时，任何挫折都可能让人精神陷入危机，甚至崩溃。艺术创作是一种十分个人化的生命体验，自己是否受到触动艺术家会很敏感。找到自我就意味着了解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实需要，这时才知道自信、自尊、自爱和对症下药，这时，我们才能体验到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生命“高峰体验”。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真实需要的人，克尔凯戈尔说“那庸庸碌碌的千百万人不过是—种假相、—种幻觉、—种骚动、—种噪音、—种喧闹等等。从理念的角度看他们等于零，甚至连零也不如，因为这些人竟然不能以他们的生命去寻找。”

4、可以缓解“理性人”的压抑和紧张。现代文明社会是一种由理性支配的社会，现代人也都是“理性人”，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每个人时刻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个社会的各种规则，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和付出残痛的代价，再加上激烈的社会竞争，每个人时刻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自律。但从完整性角度看，理性的人又是残缺的，一个健全的人性是应当包括非理性精神，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二面，剥夺非理性存在的权力，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摧残。丰子恺曾说过“人们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我觉将太紧张，太可怕了。”梁漱溟也说过类似的观点：“人类最大的危险就是理智能使生活阴冷、沉滞、麻痹。”对于那些循规蹈矩的理性人，弗洛依德说过“从‘适应’的观点看他们是健康的，但从实现作为人的目标的观点来看 ，他们病得更重。”

自由的艺术创作则可以让人的精神获得自由和解放，如为那些完全受理性支配而感到压抑的精神提供—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在—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性的完整。契诃夫对列维坦的画有过这样的评价： “能使疲倦的心灵愉快起来的阳光。”（列维坦因躁郁症发作自杀过二次，他非常害怕和仇恨人物，39岁去世）

5、有助于与他人建立联系。人是—种群居动物，不能与他人进行心灵沟通是痛苦的，当然，不包括那些行尸走肉和已经麻木不仁的人。举二个案例：—个是尼金斯基（现代舞蹈大师，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曾对友人说：“如果他们能深深感受到我——我就得救了；如果不能，如果他们没有感觉到我和不了解我，我就是一个可怜和不幸福的人，我会感到很痛苦。”

6、可以帮助我们与自然建立联系。人的精神疾病都是文明的疾病，之所以患病，与人的自然天性受到抑制和被剥夺有关，欲治愈这个疾病，恢复与自然的联系至关重要，艺术可以帮助我们与自然建立联系，如激活我们的身心，打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与自然融为—体，这时我们的心胸便会变得开阔起来。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常常以为艺术就是治疗人心灵创伤的良药，是用来拯救人灵魂的，其实不然，它也有可能是迷幻药，或毒药，它也有可能让人走火入魔，让创伤进一步恶化。对于后者，意识到的人很少，其实所有的药都是有毒性的，反之，没有毒性也不可能成为药，了解不同艺术的毒性，这是艺术教育中不能缺少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