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曾国藩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

近日，著名学者张宏杰出版了他的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从包装和名称上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仿佛是通俗写作，然而通读之后，却令人眼前一亮。

　　首先，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爬梳史料，不遗余力，钩沉出曾国藩的颇多侧面，比如他如何打秋风，怎样受贿和行贿，以及从愤青到老奸巨猾的蜕变，都能从史料中有所发现，而不是自说自话；第二，没有沉浸在“讲故事”的媚俗中，而是以曾国藩的视角，展现了晚清社会的人文、思想、学术及官场等背景；第三，在述史中充溢着人文情怀，其中颇有悲悯、无奈与焦虑处，作者是以曾国藩为榜样，为当下求解脱求方案，为苍生谋出路谋将来，在这个娱乐时代中，作者仍坚持了一份难得的责任感。为此，中国网文化中国的记者联系到了本书的作者张宏杰，让我们听听他，是怎样看待曾国藩的。

　　中国网：曾国藩是清朝能数得上的几位能臣、忠臣，今年又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写他的书也是非常得多，请问，这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有何独到之处？

　　张宏杰：现在关于曾国藩的出版物确实非常多。所以听说我要写曾国藩，许多朋友都不赞成。说满大街都是写曾的书。那意思是，这个人被写得太滥了，你不怕写不出新意吗？

　　其实从许多角度来讲，曾国藩几乎是一个没有被书写和挖掘过的人物。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虽然铺天盖地，百分之九十却是“成功学”一类，什么“曾国藩发迹史”、“成功绝学”、“做官与做人”……“成功”虽然没有什么不好，无乃太单调乎？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只从政治、军事或者思想这类宏大的角度去“提炼”曾国藩，一样不免有枯燥乏味处。

　　这本新书名字叫《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的用力点是两个侧面。一个是曾国藩一生的收入与支出，另一个是他与传统神秘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都是以前研究曾国藩的人没有关注过的，也是挺有意思的话题。比如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了解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出去的？他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通过这些，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见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在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也可以读到一个官员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可以说也是学习和研究晚清政治社会史的过程。选择这个角度，和我本科的经济学专业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个专业使我建立起了用经济学的眼光和角度来看人看事的习惯。经济的角度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因为它避免了情绪化，避免了意识形态化，它能呈现许多其他角度见不到的真实。

　　另一个，曾国藩与神秘文化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曾国藩会相面，爱算卦，信风水。研究曾国藩与神秘文化的关系，可以了解神秘文化在传统中国产生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曾国藩在做一个“人”，也就是一名知识分子与“臣”这两个角色，在您看来，他的成功之处在哪？缺失在哪？这与当时处于专制社会后期的清朝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宏杰：我一直认为，观察和评价一个人，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他当时的处境、压力和挑战，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我很反感单纯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时代需要的角度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评价。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因此，对那些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判定，我们大可不必太当真。从民族主义来说，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建立在清王朝已经有二百年较为成功的统治的基础上。我们许多读者不太了解的事，曾国藩对康熙皇帝十分崇拜。历史上说，王闿运劝他做皇帝，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王是一个有名的“纵横家”，后来又跑去劝袁世凯做皇帝。至于说曾国藩四次拒绝做皇帝，我觉得可能只有王闿运劝他这一次是真实发生的。曾国藩拒绝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曾国藩是要做“圣人”的，他对传统道德纲纪的信仰也是真诚的。他对大清王朝，真的做到了尽忠效命。曾国藩当然有他的复杂之处，但是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大的疑问的。他之所以能把湖南乃至天下的读书人号召到自己的旗帜之下，打的就是“忠义”的旗号。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那么必然会身败名裂，身边那些理学出身的名将大半会离他而去。

　　中国网：曾国藩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中可算的上“震聋发聩”的声音了，能否给读者说一说，从文化、历史意义上怎么去理解曾国藩的“以诚相待”？

　　张宏杰：我认为，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那就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把书本与现实结合起来。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他差不多是中国重要人物中第一个摆脱了“天朝上国”高高在上心态，高已卑人心态，能以平常心对待外国人的人。

　　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中国网：论语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曾国藩作为那个时代富有权柄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但是，用现代的话说，他很“迷信”，为什么呢？是他的个人偏好？还是是做清朝“公务员”的大环境所致？为何到了老年他将很多的事情推入了不可知论？并且信奉了“天命”？这些人生重要信条的演变在曾的一生中意义如何？

　　张宏杰：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信天命，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

　　中国网：曾算是个“愤青”，也骂人。甚至跟皇帝“对骂”，“反抗体制而自己又是体制本身”——这样的境遇或许是当代很多人所遇到的困惑，从曾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最大的特点是内清外浊，内方外圆。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中国网：我其实很反对用“厚黑”去解释很多的事，例如事业成功、人际亨通、经营感情等等现实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您用“小细节”去拼凑一个鲜活的曾国藩，曾的”心灵成熟“史对现代人信奉的”成功学“有哪些修正与启示？

　　张宏杰：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截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知”与“行”孰重孰轻，历来争论不断。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力是否真的能担当起他的认识。只有从细节抓起，在细节中贯彻自己的认识，才叫“实行”。 “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话，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实上，只有从细节抓起，才叫真正的“实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为从太多细节上轻松愉快地滑过去，到了大节之处，也就没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而曾国藩正是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