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彩画家陈希旦：水彩画容易学但难学精

　　“每当我进入水彩世界，就像到了一个自由王国，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去享受人画交融的愉悦。 ”

　　水彩画家陈希旦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才二十岁出头的他，作品已与许多资深画家之作一起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中并出版发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陈希旦，对城市景观情有独钟，他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画了许多以城市为主题的作品。

　　时至今日，凭借画艺，他收获了很多头衔：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馆长、中国美协会员、深圳水彩画会会长、巴黎国际艺术城注册艺术家、澳大利亚水彩画协会荣誉会员、英国伯明翰水彩画会会员……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 “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策展人”。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水彩画双年展的推手，陈希旦承载了中国水彩画走出去的“中国梦想”。

　　老一辈水彩画家潘思同先生曾在给陈希旦的信中写道：“我这个老头无所作为，只希望你们把水彩艺术的发展早日繁荣起来。”已是古稀之年的陈希旦说：“我也是老头了。我想把潘思同先生的那句话传递下去，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水彩画强国。 ”

　　西洋水彩画，从上海迎进来

　　记：作为一种舶来品，水彩画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陈：中国的水彩画历史要从一百年前说起。当时，水彩画从上海土山湾一带由英国传教士传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解放前后的上海成了中国水彩画的集中地，全国优秀的水彩画家几乎都在上海。

　　水彩画最早在欧洲诞生时，是为单纯的视觉审美欣赏，抒发的是画家的情感。过去称水彩画是轻音乐，油画是交响乐。文革时期，水彩画被认为不能直接为政治服务，而遭到了批判，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中断。文革后，水彩画再度迅速发展，尤其是到上世纪90年代，水彩画在全国美展的地位非常高了。现在，国内八大美院都有水彩画专院，有的高等学校还专门设了水彩画系，每年培养大量的水彩画家。

　　2007年开始，我参加国外一些画展，老外完全能够接受这些水彩画，这说明中国水彩画水平，已经能和外国水彩画相提并论了。

　　记：为什么会集中在上海？

　　陈：解放前是因为上海最早对外开放，解放后初期，全国两个专业美术出版社，其中一个在上海。上海画家通过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很多水彩画画册、画集或者明信片，再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全国，发行量很大。所以在上海的水彩画家在全国影响非常大。

　　记：您认为国内的水彩画现状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陈：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水彩画是“小画”。就好像卡拉OK，人人会唱，但真正的歌唱家是不多的，水彩画也一样，它是容易学但难学精。比如水彩画一笔下去不能改，一笔坏则全废，而油画还可以通过遮盖改过来。我不是说水彩画比油画更高深，只是希望水彩画像油画一样能受到重视和关注。艺术不分大小，水彩画有它独特之处。

　　中国水彩画，从上海走出去

　　记：这是不是您着手策划在中国举行国际水彩画双年展的主要动力？

　　陈：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对国外水彩画不够了解，外国对中国水彩画的现状更不了解。上海在上世纪60年代搞过一次英国水彩画展，北京在80年代搞过一次，这两次英国水彩画展都引起了轰动。但也就只此两次，中国水彩画很少跟外面接触。

　　1978年，老一辈水彩画家潘思同先生给我写信，希望把水彩艺术早日繁荣起来，我一直觉得责任重大。我从17岁开始学习水彩画，到2006年，我70岁，有个境外企业家提出想收藏我的画。我想，中国好的水彩画都流到外面去了，我们自己想看时要去哪里看呢？如果我们能搞一个水彩画艺术馆，把国内好的水彩画都留下来，多好。

　　正巧，青浦朱家角一家文化机构负责人，愿意无偿免租提供一幢清代古建筑作为馆址。2006年6月，全华水彩艺术馆开馆了，馆内收藏并陈列了很多当代著名水彩画家的作品。 2008年春节，跟青浦区政府方面谈起希望办一个国际水彩画双年展。他们很赞同这个想法，在资金和场地方面给予支持。

　　第一届双年展收到了3000多幅画作，最后展出250多幅。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水彩画册为双年展特别推出了英文版创刊号，此前它只有法语版。杂志发行到三十多个国家，每一期都会专门介绍一个来自双年展的中国水彩画家。这本水彩画册整理了国际上的水彩画大事记，从公元前105年蔡伦发明造纸开始，到英国皇家水彩画会成立，直到最后2010年首届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在中国举办。

　　记：从全世界范围看，像这样级别的水彩画双年展，似乎是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对，意义还不止于此。 100年前，水彩画从上海走进中国，100后的今天，中国的水彩画从上海朱家角走向世界。过去，我们中国的水彩画家要靠到国外拿奖来宣扬自己，现在，我们通过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双年展，颁奖给外国一流的水彩画家。比如本届双年展得奖画家埃瓦诺，他的一张画一般要卖8万元，我们告诉他，双年展优秀作品的收藏费只有3万元，你如果不愿意，我们就把奖给别人，然后按市价买你的画。他说，不用，我愿意得到这个奖。我们还请了一个在美国得金奖的年轻水彩画家当评委，他看到中国水彩画，很惊讶中国选手有这么高的水平。

　　画家水彩梦，因为坚持和“扶持”

　　记：水彩画英文的说法是watercolor，正好是“水+彩”，如今双年展放到水乡古镇朱家角似乎特别合适，不仅有水，独特的江南地理又赋予了它的各种色彩。

　　陈：对，水彩，水乡，彩色。所以我觉得水彩画放到朱家角是非常合适的。

　　记：您上世纪50年代就成名，那时还非常年轻。

　　陈：当时我是和许多水彩画大师在一起创作。出版社在1957年就出版我的画，所以我算是沾了这些大师和水彩画的光。

　　记：少年得志，却未必一帆风顺吧？

　　陈：我还没毕业就被一师附小调去当美术老师，那时上海小学美术教材我也参加了编撰工作。1962年，我辞职了，那时辞职就意味着不做“革命工作”，在那个年代总是不好的。

　　我辞职有几个原因，我不会拍马屁；还有人批判我画人体画是助长资本主义风气等等。反正诸多因素吧，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

　　记：您的画册扉页上写了一堆“感谢词”。

　　陈：是啊，一路走来，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要感谢钱延康先生，是他领我进入水彩画的大门。还有吴大羽先生，在一次美协绘画组会议后，在青海路口，他在寒风中足足站了三个多小时向我讲解“印象派”，后来每次美协绘画组开完会，他都会认真地向我传授这方面的知识。

　　我还要感谢张云聘先生。我辞职后，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作为上海美协负责人，给了我关键的帮助，破例每月发给我生活补助，还介绍我去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当临时工。如果当时没有这些帮助，我无法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会如何。

　　文革时期，我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艺术家，反动学术权威”，许多画被撕为碎片，泡在水里。我在织布厂当临时工，失望彷徨，但厂里的工人朋友没有歧视我。1975年，胡铁生先生在自己被打倒的情况下，还帮助我进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创作室工作，使我有了优良的创作条件和环境。许多水彩画的前辈如潘思同先生、李泳森先生、雷雨先生、樊明体先生等，他们毫无保留地与我一起写生、画画、共同探讨。老一辈水彩画家希望中国的水彩艺术能早日繁荣，我在其中受益匪浅。所以，我庆幸这一生入了水彩画的门，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完成前辈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