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若有所思的艺术展

国博方面多次强调，“启蒙的艺术”展览筹备时间之长前所未见——从2004年5月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总馆长马丁·罗特开始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接触到今年4月1日展览开幕，整整7年。然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罗特本人则把故事的发生追溯到9年前。

2002年4月中旬，罗特就任馆长刚刚几个星期，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参观德累斯顿博物馆。“访问团一行三百多人，人人轻松活泼，只有江主席表情严肃，一个半小时之内一言不发。当时我心想，作为东道主我应该说点什么，我说错了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我说，阁下，这段时间是否非常美妙?中德两国博物馆是否可以就此开始合作?万万没想到，翻译还没说话江泽民就笑着用德语回答‘好主意’，这时我才知道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从此罗特每年至少来中国五六次，“他不知道我的踪迹时，就会想我一定是去了中国。”罗特指着身边的助手说。



国博开幕为什么选择德国?

罗特上任后发现，尽管东、西德统一十多年了，原属东德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依然落后——前任女馆长把自己的电子邮箱打印下来发给员工，一位司机拿着纸条开车出门，最后报告说找不到这个邮箱的地址。这种状况反倒让罗特更加兴奋，因为“每天都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近十几年来中国改变了世界，那么，中国的参与也应该能改变德累斯顿博物馆，这就是罗特频繁前来中国的原因。

在“启蒙的艺术”之前，罗特已经张罗了几个与中国合作的展览项目。第一个项目是2008年3月的“中国人本”，把中国摄影作品拿到德累斯顿;第二个项目是“灵动的风景”，把德国绘画带进中国美术馆;第三个项目是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把清宫文物和德国萨克森选帝侯王宫文物组合起来，作为2008德累斯顿“中国年”的压轴展览。2010年，罗特把德累斯顿博物馆附属绿穹珍宝馆的25件奇珍异宝带进上海世博会，与故宫文物交相辉映，这种展出形式背后的规格暗喻使他“倍感自豪”。

然而与“启蒙的艺术”相比，上述几项合作就相形见绌了。“启蒙的艺术”展品579件，展期长达一年，是中德之间最大的合作展览项目，也是德国三大馆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如果把罗特之前促成的项目视为“启蒙的艺术”的预热，似乎也并不为过。

谈及“启蒙的艺术”的规格，罗特和其他两位德国馆长——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米查尔·艾森豪威尔、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总馆长克劳斯·施恩克——口径一致，如同拷贝：无论从哪方面讲，“启蒙的艺术”都堪称世界顶级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从主办方实力来讲，中国国家博物馆自不待言，是中国老大;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始建于1560年，藏品三百多万件，在德国资格最老;柏林国家博物馆藏品五百多万件，在德国最大;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藏画三万多件，是德国最著名的美术博物馆。

从赞助方来讲，德国麦卡托基金会是欧洲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私人基金会，他们为“启蒙的艺术”附设论坛“启蒙之对话”拿出了一百五十多万欧元;展品承运者是汉莎航空，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宝马和大众的标志同时出现在一张邀请函上，这大概是史无前例的。”罗特对记者说。

顶级的文化合作，顶级的经济支持，无不来源于顶级的政府助力——2007年5月，中德主办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馆际合作协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德国总统克勒出席了签字仪式。2009年1月，中德主办单位于柏林联邦总理府签署了“展览合作协议”，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了签字仪式。2010年7月，默克尔访华之际两国约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德国总统伍尔夫将担任“启蒙的艺术”展览的监护人。

在“启蒙的艺术”展览开幕新闻发布会上，中方策展人陈煜回答“国博开幕展为什么选择德国”时仅用了8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外记者会心一笑，答案其实可以更简洁，“一言难尽”就很恰当。

“启蒙的艺术”顺延至当代

德国的这个展览定名为“启蒙的艺术”，艺术史上有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现代流，确实没有“启蒙派”，更没有“启蒙的艺术”的概念。但无论哪个派，都不如“启蒙”符合三点共识。中国中小学生对“启蒙”这个词都耳熟能详，但多数人都将其视为文学运动，很少有人知道欧洲启蒙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

艾森豪威尔说，当初两国主办方讨论主题时有三点共识：必须是典型的欧洲主题;不能从其他博物馆租借展品;必须能引起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启蒙的艺术’的展品是按照启蒙思想主题挑选出来的，不能单纯地视为艺术展览或历史展览。”艾森豪威尔说。

罗特的解释更直接——我们不想把东西拿过来放一放，展完走人，而是期望本次展览能引发更加深入的交流与碰撞。最初中德双方曾讨论以中德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为主题布展，你向我学习了什么，我向你学习了什么，诸如此类，后来觉得过于俗套，缺乏思考余地。“忽然有一天我们想到，中国和欧洲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启蒙运动，这个主题肯定能引发讨论。”罗特说。至于是谁想出这个主意，罗特的回答是，大家一起慢慢磨合出来的。

如今在展厅过道中还能看出当初主题讨论的痕迹——策展人分别摘引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和中国明代文人冯应京的一段话，将其写在墙壁上，意思都是对方的文明值得尊重，值得学习。

展品挑选过程中，中方曾提出把印象派创始人、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运来参展，德方认为他和启蒙运动没什么关系，此事作罢。中方坚持要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德方开始不赞成，中方亮出了自己的理由——启蒙运动使艺术家得以独立生存，自由的艺术精神才一直延续至今。这个理由说服了德方，于是，约瑟夫·博伊斯、安迪·沃霍尔等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出现在了新国博的展厅之中。

生活在启蒙的古老时代

艾森豪威尔说，启蒙运动始终在追问，人何以成为人。“启蒙的艺术”展览9个部分、579件展品，全部围绕这一追问展开。戈特利布·希克的画作《海因瑞克·丹内克肖像》之所以被喷绘成本次展览的主题背景画，就是因为这幅作品启蒙特色鲜明。画中的年轻女人丹内克姿态松弛，坐在户外的凳子上。这幅画诞生于1802年，德国文学启蒙运动晚期。

启蒙运动之前，欧洲艺术家依靠权贵豢养才能生存，绘制肖像也是权贵的专利，普通市民没有机会，也想不到把自己画下来挂在墙上。“这幅肖像表现出了启蒙运动之前不被尊重的价值。”艾森豪威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丹内克是位普通市民，还有自己的职业，是位雕塑家。因为启蒙思想的熏陶，她浑身洋溢着自信与自由的气息，红蓝白三色服饰，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旗帜;手里的三种不同野花，象征着她对丈夫的爱。她以自然的姿势坐在自然的风景之中，象征着开放的心灵。她本人没有名垂青史的成就，但她的肖像使她流芳千古。

丹内克肖像与展览第一部分“生活在启蒙时代”中的贵族肖像反差鲜明——贵族们一概目光犀利，姿态庄严，背景模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摆拍”。两相比照，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著名的欧洲笑话的起源，独眼瘸腿的国王要一幅好看而且诚实的肖像，画师只好把他画成脚踩巨石，张弓搭箭的样子。

在那个时代，有机会出现在画作中的市民只能是围观者，他们黑压压地拥挤在街道上，看着贵族的马队耀武扬威地走过。中国古画中权贵的个头儿往往比周围人大一圈，看来当年欧洲贵族与中国古代贵族是心心相印的。

在这里还能看到当年贵族的服饰，带裙撑的拖尾长裙，花饰精细繁琐的男装。与丹内克的服装相比，这些衣服显然不适合工作，洗涤起来更加费劲。今天很少有人像当年那样仇视贵族，但当年，一个不稼不穑整天拖着裙子走来走去的特权人士，也确实不怎么招人待见，当时德国的启蒙人士之所以奋起就有这种情绪在起作用。

对德国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文化英雄歌德，罗特的评价是“具有和谐的美感”，但他本人则对席勒情有独钟。私人原因是席勒的父亲和姐姐就埋葬在他生长的村庄，学术原因则是席勒终身都在战斗，“和一切战斗，包括他自己”。

在席勒等启蒙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艺术作品中他们也从围观者变成了主人公，诞生于1808年的油画《画室景象》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艾森豪威尔这样解读这幅画作的精神内涵——女人以艺术为职业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大家仍然感觉新鲜，画作中一位女画家在工作，聚集到画室的其他艺术家则借机讨论人的解放，间或传播小道消息。

展品中有一张可以用盖子罩住桌面的桌子，广州黄埔军校遗址蒋介石办公室里也有这样一张桌子。这件古旧家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何在?“启蒙时代，隐私权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张桌子就是证据。”艾森豪威尔说。

个体解放之后，科学大放异彩。在“知识的新视野”部分，望远镜、行星仪等文物实物颇为引人注目，这些物件曾经是时尚的标志。如果没看到真空泵，今天的人们确实难以想象，二百多年前人们曾对气压的作用感到十分新鲜，证据是把小动物放进玻璃罩中，抽掉空气它就活不下去了。

人们开始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位馆长一致推荐诞生于1807年的一幅油画，大卫·弗里德里希的《易北河谷风光》。罗特欣赏这幅画的浪漫气质与严谨构图，工业时代已经起步，但画中没有任何喧嚣的痕迹。艾森豪威尔的解释是，画中的云杉没有雕琢痕迹，完全是对大自然的写实。在那个时代树也是人的象征，就像易北河谷中的云杉一样，人也应该自由生长。

南方周末记者提起清代诗人龚自珍的文章《病梅馆记》，艾森豪威尔说，这幅画配上你说的中国文章，这就是启蒙。

欧洲文学评论家嘲讽某部文学作品过于多愁善感时，常戏称作者为“18世纪作家”。在“爱与情感”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嘲讽的缘由。启蒙时代，人们挣脱了“爱上帝须胜于爱父母”等违背人性的信仰枷锁，表现亲情、爱情、友情的文学艺术作品风行一时。感情被提升到与理性并列的位置，不伤害他人感情成为公认的教养。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施恩克就充分展现了这种风范。他说德国有6000家博物馆，德国人口8200万，每年博物馆参观人次则达到了一亿。记者说，中国一年中6个人里才有1人参观1次博物馆，坦白说，您会不会瞧不起从来不去博物馆的人?施恩克博士说，我尊重别人的选择，只是替他惋惜。

启蒙少不了“黑暗面”

正如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所言，这次展览不试图教育观众说，启蒙是个好东西，而是客观展示启蒙的方方面面。

在“黑暗面”这部分，西班牙巨匠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绘画作品飘散着噩梦般的幻觉和压抑。这位画家既不满宗教裁判所的愚昧残暴，又反感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血雨腥风。启蒙运动掀起的对未来的狂喜与憧憬，在他的作品中完全没有体现。

歌德的诗句有如谶语，打在国博的墙壁上，大意是，光明来自黑暗，最终却要反噬黑暗母亲。放在中国语境中，这首诗简直就是道家阴阳论的一个德国翻版。

欧洲的启蒙时代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古老国家开始在“先进文明”带来的苦难中煎熬。随后欧洲人也不得不品尝“进步”酿就的苦酒，一战、二战，奥地利籍犹太作家茨威格逃出了纳粹之手，却无法承受希望的破灭，在遗作《昨日的世界》中，他愁肠百转地写道，曾经以为欧洲人已经完成启蒙，人类社会从此一片坦途。没想到，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屠杀恰好发生在欧洲。

罗特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近现代各种狂暴的社会政治试验，其思想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使人类产生了战胜自然的冲动，日本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核灾难，就是一个例证。

日本地震把德国人吓了一跳，巴伐州大选，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党下台，反对核电的绿党大获全胜。赶来中国参展的三位馆长也吃惊不小，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国博工作人员检查悬挂展品的钢缆和挂件。

此情此景之下，德国当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作品就显得特别切题。博伊斯是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其艺术作品也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博伊斯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但作为艺术家，他认为教会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必须寻找一种与之抗衡的办法。

展厅内一台电视，循环播放着1974年博伊斯惟一一次美国之行产生的行为观念艺术作品“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他飞到美国，刚下飞机就裹上毯子，被救护车送到一家画廊，在那里他与一只美洲郊狼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事后博伊斯解释：“我眼里只有郊狼，我一直在自我鼓励，自我保护，我只看狼不看美国。”

与其说博伊斯对美国有意见，倒不如说他对进步带来的困境心怀警觉，而当时美国恰好被视为最正宗的“进步专家”。对于这件作品，德方的解释是，博伊斯试图在古老的巫术中为沉溺于进步的人类寻找另外一种可能。

他的另一件作品似乎也在表达这样的思想，那是一只以柠檬为电源的灯泡。灯泡带来了光明，照亮了世界，与此同时又压榨着柠檬的生命，损耗着柠檬的活力。启蒙带来的当代世界，难道不就是这只柠檬灯泡吗?

陈煜偏爱“阴暗面”这个主题：“很少有展览从这个角度审视如此伟大的文化和思想运动。”但从展品来讲，他更喜欢中方挑选的作为整个展览结尾的作品：伏尔泰持灯的剪影。伏尔泰手里的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但整个剪影是黑色的，如果只有光明没有黑暗，也就没有这幅画了。

中国元素介入启蒙

中国元素也不少。景德镇烧坯，荷兰绘制纹样的青花瓷;留着长辫子，披枷带锁的机械偶;画作中的中国港口等等，不一而足。

启蒙时代初期，对欧洲人来讲中国曾是一个遥远的想象，欧洲作家曾慷慨地赋予中国人无数我们羞于默认的美德。儒学的人本精神，科举的学而优则仕，曾有效地撼动了欧洲传统贵族的政治特权。

然而本次展览中的中国元素不太能够传达这种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相反，更多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异域情调，新奇的远方，古老而怪异的人们。

原因是这样的——短暂的憧憬之后，欧洲知识分子意识到，把梦想完全留给别人，就会丧失自己的根，根没了，魂也就丢了。在“历史的诞生”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时代欧洲人开始回溯自身的历史，艺术品中反复古希腊、罗马甚至埃及的历史题材。

从那时起，考古学逐渐兴盛起来，历史学也因此更加强调实证。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诸侯争霸有如春秋战国。为了把对手比下去，诸侯们开始竞相树立本国的文化象征物，有的比奢华，有的比文明，公共博物馆就此诞生。

1870年德国正式统一，但此前诸侯国的博物馆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藏品也以本地区历史文化为线索征集而来。二战后，德国实行联邦制，各州拥有独立的文化管理权，所以德国没有类似于国博、大英博物馆这类中央博物馆。主办方3家德国博物馆名号前面的“国家”二字，准确地说应该叫“国立”。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的博物馆制度非常复杂，不过这是好事，正是这种分散和复杂，促成了德国博物馆的多样性。

最显眼的中国元素展品，当属乾隆时代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铜版画原版。

18世纪中期，欧洲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封建制度也臻于鼎盛。乾隆平定新疆之后，命外国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等人制作铜版画以资纪念。这套16幅铜版画包括作战、受降、部众载道欢迎等场面，图稿在中国完成后，送往法国巴黎制作成铜版画，整个过程历时11年。

19世纪末，西方凭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洋教与殖民者纠缠在一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义和团奋起抗争却又不得其法，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铜版画原版被侵略军掠去，目前收藏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

无论如何，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启蒙的艺术”就是明证。罗特说，经营了10年的项目，展览只是一个高潮，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碰撞与交流。麦卡托基金会资助的论坛“启蒙之对话”能否激起一些不一样的浪花?或许能吧。(鸣谢安琪与刘风提供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