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潘天寿名作异地出现 5800万起拍的画是真是假

　　两张潘天寿的《雁荡山花图》一张在北京展出，一张在杭州拍卖

　　5800万起拍的画，是真是假

　　记者 叶涵

　　读者马先生几天前给本报记者爆料：浙江省省直拍卖行将在4月23日举行一场拍卖会，在这场拍卖会上，有一张潘天寿的《雁荡山花图》起拍价高达5800万元人民币，最高估价达8000万元人民币，省直拍卖行的宣传页上写着：此画1965年送北京人民大会堂铺壁，1988年再度回归杭州故里，现藏于大华饭店。

　　马先生说，很奇怪的是，他刚刚去过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在国博正在举行的潘天寿艺术大展上，竟然有一张跟大华饭店所藏一模一样的《雁荡山花图》正在展出。据他所知，这张《雁荡山花图》是杭州的潘天寿纪念馆借给国博展出的。这就让他很纳闷：难道潘天寿先生画过两张一模一样的《雁荡山花图》？还是其中有一张并非真迹，只是一张复制品？

　　记者仔细查看了马先生送来的省直拍卖行宣传页上的《雁荡山花图》，宣传页上介绍此画尺幅为纵122厘米、横121厘米，左下题字“雷婆头峰寿者草草”、右中题字“雁荡山花六三年玉兰开候，寿。”同时，美术界人士也认为这张画是潘天寿很有代表性的杰作。

　　既然《雁荡山花图》是潘天寿先生的代表作，假如此次拍卖的是真迹，那么5800万元的起拍价倒也不算太离谱，但问题是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雁荡山花图》还在国博展出，那这张要拍卖的《雁荡山花图》能保证是真迹吗？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调查第一站：省直拍卖行

　　记者首先联系省直拍卖行，询问了此画是否被专家审定为真迹，为何起拍价如此之高，此画的卖方究竟是谁等问题。

　　一位姓袁的女性工作人员答复说：“《雁荡山花图》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审定后，给出了5800万的起拍价，我们认为这个起拍价是合理的，但是很抱歉，卖家的信息我们不能透露给媒体，我们只能说，此画现在藏于大华饭店。”

　　调查第二站：大华饭店

　　记者来到目前这幅画的保管地大华饭店。大华饭店的办公室主任俞国伟对记者表示：“我们所知道的，都已经在拍卖宣传页上介绍了，现在这幅画在我们的库房里，有一张复制品挂在酒店的大堂，其他事宜我并不清楚。”

　　记者提出，1988年的时候，有没有饭店的员工见证了这幅画的回归，还记得当时交接的一些细节。俞主任表示饭店的总经办主任潘宝良是目前饭店最老的员工，可以去问问他，但是当时他不在办公室，可以第二天联系。第二天早上，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潘宝良，说明事由后，表示要当面采访。但是潘主任说：“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饭店了，可是1988年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工人，对这事也只是听说过，哪里有自己参与交接的机会，我所知道的，跟宣传页上写的是一样的，你不用跑来当面采访我了。”

　　调查第三站：潘天寿纪念馆

　　说来也巧，藏有另一幅《雁荡山花图》的潘天寿纪念馆其实离大华饭店并不远，就在饭店的斜对面，走路也只用5分钟的时间。记者离开大华饭店后，马上来到潘天寿纪念馆。

　　由于大部分作品都借给国博展出，潘天寿纪念馆目前是闭馆状态，但按了门铃之后，有工作人员给记者开了门。记者把这张拍卖宣传页拿给馆里的工作人员看，他们一眼就看出这张《雁荡山花图》跟他们借给国博的是同一张。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这张《雁荡山花图》是1984年潘天寿的家人清点家中书画后，捐献给文化部，然后由我们来代保管的，至于大华饭店那张《雁荡山花图》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不清楚了。”

　　记者随后电话询问该馆馆长高天民，他表示：馆藏的这张肯定是真迹，至于大华饭店那张，自己没见过，不好说，但有可能是水印木刻(简称“水印”)的。

　　调查第四站：某潘天寿研究专家

　　经过分析，记者发现疑点就在1965年这个时间点上，这幅画既然是1965年送人民大会堂的，那么究竟是经谁手送到人民大会堂的，是不是潘天寿本人？1965年的时候，当时的美院有没有水印木刻技术来复制这么一张画？有没有可能是潘天寿真的画了两张一模一样的《雁荡山花图》？

　　在向美术界资深人士打听后，记者联系上了杭州一位潘天寿研究专家，但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该专家并不愿意公开透露自己的姓名。跟这位专家见面的时候，他对记者说：“就我个人观点看来，当时送画到人民大会堂，肯定是省美协一起收集，不会是潘天寿自己去送的，而当时美院已经有了水印木刻技术，潘天寿拿出一张水印送过去是有可能的。而且我看过纪念馆的那张《雁荡山花图》，那张图我觉得不是水印的。”

　　调查第五站：时任省美协秘书长朱奇

　　这位专家认为画不是潘天寿自己送去人民大会堂的，那么当时画是经谁手送的呢？于是记者电话采访了1965年时任浙江美协秘书长的朱奇先生。

　　朱奇先生说，没错，《雁荡山花图》就是经自己手送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当时哪位画家的画可以被挂到人民大会堂，是件很光荣的事情。与《雁荡山花图》一起送的还有潘天寿的一张荷花图，以及余任天的作品等。朱奇说，在他的印象中，潘天寿应该画过三幅《雁荡山花图》，主体结构是相同的，只是画面的小细节有所区别，粗看上去就是一模一样的，而送人民大会堂的是他看到的第二幅，至于第三幅是何时见过，已经记不起来了。

　　记者问潘天寿送过来的《雁荡山花图》有没有可能是水印，朱奇说，在他的印象里，纵122厘米、横121厘米的大画，当时还不能被水印，送人民大会堂的《雁荡山花图》应该是真迹。

　　调查第六站：水印画的亲历者徐银森

　　那么，当初在美院搞水印木刻的老师对这事还有没有印象呢？记者通过辛苦寻找，终于找到了当时美院水印木刻作画的亲历者徐银森。徐银森的说法让记者大吃一惊，他说：“《雁荡山花》的确有三幅，但并不是朱奇先生说的主体结构一样的三幅，而是画面内容不同的三幅。而水印这么一幅尺幅大的画，当时的技术已经成熟了。潘天寿拿出来水印的《雁荡山花图》，是他最满意的一张《雁荡山花图》，也就是潘天寿纪念馆所藏的这张。当时这张图的水印品大概出了80多张，现在我家里还有2张。但你要问我是不是1964年或65年水印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进行水印是肯定的。”

　　徐银森最后对记者表示：“要判断大华饭店所藏的《雁荡山花图》到底是不是水印品，很简单，只要大华饭店将库房里的这张图拿出来，我们做过水印的看一看就判断出来了。既然这张画4月21日要拿出来预展，那么到时候我们就去看，真相怎么样，到时候就清楚了。”

　　大华饭店与潘天寿纪念馆所藏的《雁荡山花图》，到底是一张是真迹另一张是水印，还是两张可能都是真迹？预展的时候，美术界人士将如何评论这张画？5800万起拍的《雁荡山花图》，到时候又会有谁将其买走呢？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