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中国文学需提升国际知名度

　　只有在当代作家将经典熔铸于其创作之中时，典籍才能在现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只有利用更大的国际知名度，才能促进中国文学的国际知名度。

　　新技术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其开放性、自由性和自发性都是空前的。

　　2010年岁末，宋惠慈到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参加学术讨论会，探讨民族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中与数字新媒体互动。美国本土学者如何研究自己的国家？文学在美国研究中有何特殊地位？中国民族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数字化时代与互联网革命又怎样影响了当今美国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带着这些问题，美国维思里安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杨光烁先生受本报之邀专访了宋惠慈教授。

　　1 “美国例外论”转向异质文化的多元融合

　　杨光烁：请简要介绍一下美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宋惠慈：美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近年来经历了重要的范式转折，很多方面可谓翻天覆地。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美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是这门学科的公认奠基人。在其三卷本巨作《美国诸主要思潮》（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7年、1928年获普利策奖）中，他含蓄地表达了这一论断，即美国作家的思考和写作体现了一种独特性，学者应将之视为一种独特的美国民族精神（“美国文明”）的体现并加以研究。1937年，哈佛大学设立的“美国文明史”博士课程，就建立在帕灵顿假说的基础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的学者也承袭了这一假说。亨利·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处女地》、路易斯（R. W. B. Lewis）的《美国的亚当》、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等著作构成了“神话与象征”学派，其特点是强调一种专属于美国人的“美洲身份”。

　　自70年代起，一代新学者开始质疑这种独特性所预设的前提。难道美国历史竟是如此前无古人，以至于迥异于其他民族？难道美国文学竟是如此卓然独立，以至于其完全未受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例外论”的理论模型在反文化大潮之下，显得愈发可疑。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尝试摆脱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走红为标志，学者们最初尝试借助强调不同族群的多样的艺术表达，来突破一元、统一的民族特性观念所既有的垄断地位。

　　随着各移民族群的文化遗产日益登上前台，美国研究也日趋开放，一场重大范式转折在所难免。将美国视为自给自足的孤立体的传统观点遭到了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全球诸文化间复杂的交互连结的强调。新范式基于一种对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互动关系的全新理解，强调流溢于文化各个层面的自主性、文化传播流传途径的多元性以及异质文化交流融合、相得益彰的可行性。离散族群（Diaspora）和族群融合等崭新的关键概念取代了例外论在旧范式的地位，成为美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研究原则。

　　2 美国研究日趋国际化，强调复杂互动

　　杨光烁：我注意到您特别强调美国研究中的国际维度，这是否是这种范式转换的结果？

　　宋惠慈：可以说，在范式调整的大背景下，对跨国研究的强调显得顺理成章。其实，当美国研究仍以“美国”为首要对象时，学者们已开始认识到，为了更充分理解美国，对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必要知识不可或缺——遑论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德国和东欧诸国了。进一步讲，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发生在智利、尼加拉瓜等地的军事冲突，以及如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战争，都充分证明美国史已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互联网等技术上的新进步令全球性交流势不可当地成为日常生活无可争议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化世界，美国研究已成为“国际化下的美国研究”，原因是如此简单：非如此不能应对前述的结构性巨变。

　　然而，在时势的大潮之外，对国际维度的强调是深化美国研究的必然趋势。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本身就有多元的文化积淀。请让我以文学为例，简单谈谈。

　　文学是美国人认识世界的窗口，尽管这点并不总是为人所承认。一直以来，美国文学就有着关注其他民族丰富文化的传统。在19世纪，久居欧洲的美国文学之父欧文（Washington Irving）就向西班牙安德鲁西亚（Al Andalus）的中世纪伊斯兰遗存致以极高敬意。爱默生自德文转译了将近700行的波斯大诗人哈菲兹（Hafiz）的诗歌。在其名著《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中，梭罗大量言及东方哲学和宗教。

　　及至20世纪，这种借鉴与吸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进一步。譬如埃兹拉·庞德就译介了日本的传统戏曲——能剧，而汉字于是成为其名作《诗章》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在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之时，美国作家的创作也构成了世界文学中的重要部分。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成为记录西班牙内战的文学经典；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一书成为核爆创伤的编年史；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与死者》集中描写了二战的太平洋战区，成为研究此段历史的重要佐证。近年来，汤婷婷、谭恩美、李昌来（Chang-rae Lee）、艾德维吉·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等作家更是将中国、韩国、海地、多米尼加和阿富汗等绘入了美国文学的版图，成就了一道道特色各异的风景。研究美国文学，不可能避开这种复杂的互动。

　　3 世界文学是穿越时空的作品之集合

　　杨光烁：您对“世界文学”的强调似乎是美国文学研究在学理上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宋惠慈：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但的确正如我刚才所举的作家作品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文学的国际维度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已不能再泛泛地以传统的民族文学范畴来定义“美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因其多样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人类语言实验性与交互性，从而超越了单一民族的局限，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子集。

　　世界文学本身是一个流变中的领域。“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这一概念首先由歌德在1801年提出。“可以期望，人们将很快承认，世上本没有所谓的‘爱国艺术’或‘爱国科学’。艺术和科学，正如其他美好事物一样，同属于整个世界。只有在所有现代人秉承其不同传统而进行的自由交流中，艺术和科学才能持续进步。”这种将世界文学视为超越了狭隘的地区主义乃至爱国主义的普遍之善的观点，在晚近引起了一些热烈的争议。哈佛学者戴若什（David Damrosch）将世界文学定义为“穿越时空，能在远离本土语境之异域广泛流行的文学作品之集合”。这种作品的主要读者是以超脱于作品原始语境的视角、迥异于原作者所能设想之身份进行阅读和阐释的。

　　对原始文本的翻译、改编、引用和再创作导致了作品及衍生品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亲族关系，以及其负载、传播媒介在不同时代的多样性。在2010年秋季，美国各地的公共电视台都播出了一部13集科教片“世界文学的邀请函”。这套节目介绍了包括《吉尔伽美什》、《奥德赛》、《酒神的女使》、《博伽梵歌》、《源氏物语》、《波波尔·乌》、《天方夜谭》和《西游记》在内的世界名著。

　　杨光烁：说到《西游记》，您能否从一个美国文学专家的角度，谈谈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的接受度问题？

　　宋惠慈：在西方，《西游记》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中文文学作品，这多亏了亚瑟·韦利流利畅达的翻译（The Monkey， 1942）。漫漫取经路上人妖神怪间的种种纠葛，赋予了这部小说一种独特的跨文化魅力。不少成功的当代美国作家从《西游记》中汲取灵感，相关作品包括杰拉尔德·维兹诺1987年出版的《格瑞佛：美国猴王闯中国》、汤婷婷的小说《孙行者》、帕缍莎·赵（Patricia Chao）的《猴王》等。华裔导演陈士争与他的跨国团队合作改编的歌剧《西游记》（2007），更以其在欧美的成功巡演，标志着这部中文经典已然跨入了当代西方流行文化之林，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文学经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的国际团队，其中包括漫画《坦克女郎》原创者之一的英国人杰米·休利特（Jamie Hewlett）及英国著名流行音乐人达蒙·阿尔本（Damon Albarn）。后两人的虚拟卡通乐队“街头霸王”曾创下数张白金唱片销量。

　　《易经》也是西方读者熟悉的一部中国经典，其知名度即便在一般公众中也相当高，而这亦主要归功于60年代风生水起的反文化运动中，西方本土作家为挑战当时的主流文化而大力译介非西方哲学的努力。譬如，著名的科幻小说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代表作《高塔中的男人》，就大量引用《易经》的内容。更早之前，借由埃兹拉·庞德的翻译和注释，《论语》也一度广受英语文学界的瞩目。

　　杨光烁：以上提及的似乎多以美国学者自发的译介为主。最近，在欧洲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的倡议下，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中华原典翻译工程，旨在将五经等文化原典翻译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您有何看法？

　　宋惠慈：我想，在现代，文化传播主要取决于接收方的兴趣和意愿。正如我刚才所举的，曾在美国轰动一时的《易经》热、《论语》热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我并不是汉学家，但以我对美国研究的体会，中国文化能否在美国“走红”，美国方面的“内因”似乎更加关键。施舟人先生所谓的“中国原典少为世界所知”的断语，或许有失妥当。

　　在我看来，将传播中华文化寄望于国字号的原典翻译工程，效果可能未必理想。需知，只有在当代作家将经典熔铸于其创作之中时，典籍才能在现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利用国际合作 提高作品的知名度

　　杨光烁：但是不能否认，文化传播的关键，往往取决于翻译质量的好坏。

　　宋惠慈：我无意否认翻译的重要性。同中国古典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境遇可谓平平淡淡。即便伟大如鲁迅，其名号仍尚未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这种悬殊恐怕和翻译难脱干系。

　　拉尔夫·曼海姆（Ralph Manheim）在1961年翻译的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以其卓越的译文被推为50年来第四佳译。在2009年，杰出的德文文学家布瑞昂·米切尔（Breon Mitchell ）重新翻译了《铁皮鼓》，以庆祝该小说出版50周年。新译著再次受到广泛的赞誉，使得该小说新意不减，继续受到公众的青睐。1967年，像《铁皮鼓》一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甫一面世，也成为全球的畅销书。该书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经久不衰，应部分归功于格雷戈里·拉贝撒（Gregory Rabassa）的出色翻译。到目前为止，由这位哥伦比亚人写的小说已翻译成31种语言。与其他三位西班牙语小说家秘鲁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阿根廷人胡里奥·高特萨（Julio Cortázar）、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一道，马尔克斯令拉丁美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他们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亦成为20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文学运动之一。

　　奥尔罕·帕慕克非常幸运，他最著名的著作《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 1998）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的质量非常高。埃尔德格·高克纳（Erdag M. G?觟knar）的英文译著更令帕慕克蜚声国际。正是凭借杰出的英文版本，帕慕克得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高克纳的重要贡献为许多评论家所认可，其中包括约翰·阿普戴克（John Updike）。他在《纽约客》中写道：“作为译者，埃尔德格·高克纳理应受到赞扬：他以行云流水的英文再现了帕慕克缜密的句子、热情的艺术鉴赏力、博学而机巧的辩论和其笔下怪诞的城市场景。”2003年，高克纳的译著在都柏林赢得了都柏林文学奖。高克纳代表帕慕克领取了该奖。按照通常规定，作为翻译家，高克纳拿到了1/4的奖金。同样，帕慕克的著作被译为欧洲语言也运气不减：其法语版赢得法国文学奖（Prix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意文版在2002年荣获利格林扎纳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

　　杨光烁：很多中国文学家也认为，翻译质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主流的努力。您能否为中国作家提一些建议？

　　宋惠慈：奥尔罕·帕慕克的例子就很具有示范意义。虽然德语和西班牙语都属于常见的国际通用语，但土耳其语则没那么幸运。帕慕克大获成功的奥妙在于他利用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敢于并善于打广告，利用公众读物和购书签名活动，在文学杂志和广为发行的新闻媒体中获得了知名度。这一点是中国作家需要学习和掌握的艺术。只有利用更大的国际知名度，如到西方访学、建立文学圈的友谊、保持与翻译家的联系、密切与美国及欧洲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系，凡此种种，才能促进中国文学的国际知名度。

　　与此同时，美国华裔作家（当然包括其他作家）也可以帮助公众去认识与理解一个更加全面复杂的中国。哈金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他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有时堪称犀利的描述，将一个人性化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像丹蒂卡特·丹蒂卡为海地或朱诺·迪亚斯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做的那样（这两位作家在美国公众中几乎家喻户晓，享有很高的公众知名度）。哈金的作品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上。

　　5 数字时代的公共人文

　　杨光烁：您一直倡导数字化教学，认为新技术有助于人文学的公共化，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宋惠慈：当前，借助新的技术媒介，大量资源以前所未有的多种方式得以展现。为了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大学乃至中学教育必须经历决定性的数字化转变。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在授课中使用多媒体课件，下载对课文有关的视频资料作为文本分析时的有益补充。在我讲授的美国文学的研讨班上，作为作业的一部分，我让学生建立自己的有关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和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等现代作家的维基百科页面。我的学生似乎对这种研究非常着迷，对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比他们用在写论文上的多得多。他们不仅收集了大量的传记，还囊括了相关的访谈、语录及评论文章。

　　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将文学研究置于教室之外，视其为一股宏大潮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人文”。我在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反思世界文学”（Rethinking World Literature）的讨论小组，来探索数字传媒所带来的教学上的崭新可能性，并尝试从文学角度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最初的论坛成员由斯坦福和耶鲁的师生组成，但今天小组成员已近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余个学术机构。成员们既包括私立文理学院的学生，也有来自研究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师生——它甚至还吸引了一些高中生。小组内的讨论话题非常多样，从宗教、音乐、戏剧直到神经生物学。“世界文学”在这里成为一项真正的集体事业：世界各地的学者、学生都可以提出话题、参与讨论，并在平等的氛围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借助Facebook的交互界面，“教学相长”成为一种常态。新技术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其开放性、自由性和自发性都是空前的。它不但开启了文艺创作体裁的更多可能性，更赋予“多作者书写”（multiple authorship）以崭新的内涵。但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为了让其真正有助于社会进步，技术基础上的制度建设是必须的。

　　杨光烁：最后，请谈谈现在的研究。

　　宋惠慈：我现在的研究仍以跨学科研究为主，体现了我一直以来的学术兴趣。现在我正筹划一部题为“美国文学与世界”（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的文集，计划用美国文学研究的丰富资源作为研究美国之外的文化和历史的基础。我正在写一部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书，题为《多维伊斯兰》（Many Islams）。它也是用美国文学来展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鲜活的宗教传统所具有的多样性，以回应美国极端保守派将其描绘成一股一元的、与西方文明为敌的邪恶力量的论调。

　　宋惠慈（Wai Chee Dimock），出生于香港，1972年取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1982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主攻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先后任教于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多所大学，1997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并历任人文学术委员会（the Humanities Division Committee）主任等职务。

　　她虽主攻美国文学，但其学术博洽，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其对美国文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即是一例。她强调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及移民文学传统的研读，并将“全球（planet）”这一分析概念引入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提出大学课程设计应体现全球化的时代趋势，对耶鲁大学等名校的课程改革施加了一定影响。由于其卓越的学术成绩，宋惠慈于2003年荣任耶鲁大学英美文学系威廉姆·蓝普生讲座教授（William Lampson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特约记者：杨光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