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文学批评应有的气质

　　文学评论应该写得激情四射、文采飞扬，能清晰地触摸到作者的态度、观点甚至呼吸。作者在场，并力图将一篇批评的文章写成美文。

　　哲学与政论，其实也如此。马克思的长篇宏论，有一种雄浑、生动、深刻的气脉，读来让人不觉得有“隔”。尼采、萨特的文风既形象生动，又深刻见底，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人们甚至热情地赞颂孔子、苏格拉底那种简单的对话方式。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种文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那时学报上的文学评论或研究文章也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但后来，随着各种理论的盛行和学院派注释风气的影响，写批评被要求必须引用必须注释甚至必须理论，这种文气本来只是要求一个批评家要有相应的文学理论修养，但后来就被学界和批评界泛化了。文学批评越来越变成了僵硬的理论、大量的注释和修辞，对文本的感性认识不存在了，甚至最后连作者也不在场了。人们逐渐地对理论有些远离了，很多批评也几乎无人问津了。现在，这种风气应该变一变了，否则，批评将走向绝路。

　　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什么格调呢？或者说它应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感性

　　今天，我们重读近百年来那些被人们称诵的文学批评时，就会发现他们的文章充满了感性色彩和形象感，评论家将他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认识形象化了，生动化了，比如李健吾评沈从文的小说，比如钱谷融评论《雷雨》中的蘩漪；同时，他们的文章也是感性的，充满了情意。感性对于评论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仿佛天赋的才秉。一个一流的批评家往往可以凭这样一种才秉来感知一部作品的优劣，并以此来著文。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在现代以来，文学批评已经成为文学再创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部作品当它面世时，仅仅只是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接下来，读者完成剩下的一半。而在这中间，批评家就成了关键的桥梁。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不但是散文创作时的情状，而且也是评论文章创作时应有的情状。评论文章若写成如此这般，就形神兼备了。只可惜，在今天由于一些考据式的研究风气的影响，很多学者的批评文章都成了毫无感情的引文罗列，似乎这样做才是有学问，殊不知是知识杀死了一个感性作者。在文学艺术领域，往往感性的判断最为精准，而这种感性也是一千多年来流淌在读者心中的一股清泉活水。精读

　　精读本来是一个批评家的常识和必做的功课，然而，由于近些年来写作的大众化、出版业开放带来的文学作品的“泛滥”以及生活节奏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批评家的手忙脚乱，从而导致批评家往往都是应付批评，无暇去细读文本，这就导致许多批评家在评论一部作品时往往是东拉西扯，离题万里，最后凑合着提一提作品了事。此外，由于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学界的盛行，一些批评家在对文本并没有进行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套用一些西方理论来解读文本，最后可能使一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具有与伟大作品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优美

　　不少人认为，文学批评只是说理而已，只要说理透彻就可以，但是，好的文学评论本身就是美文。如《文心雕龙》本身就是美文。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气呵成，雄浑澎湃，是壮美；李健吾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与钱谷融《“是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论蘩漪》参透了文学中的人物，怀着那样一种广博的人道主义的宽容、同情，似乎是从人物的心里来，又流到读者的心里去，把一切的偏见都先抛弃了，在那样一种人性的基础上达到了理解，那样优美，那样和谐。事实上，很多评论家本身就是散文家。

　　真诚

　　真诚是一个批评家必须的品质，惟此，他才公正，敢于直言。世人都喜欢赞扬，这是人性的弱点。世人又都喜欢和睦，不愿意招致敌人，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所以，作家和批评家们往往都是共谋者。这就导致私利上“真诚”，而丧失了艺术和真理的真诚。所以，真诚的批评家往往都是敢于和自己、敢于和朋友站在对立面的公正的使者。文学界这样的批评家不乏其人。远的不说，单说近百年来就有胡风批评朱光潜、傅雷批评张爱玲、李长之批评老舍等例子。缺乏真诚，这在红包批评家、圈子批评家流行的今天，颇为盛行。我们需要一些如胡风、傅雷那样真诚的批评家，站出来揭露真相，指出文学里的某些虚假景象。

　　深刻

　　深刻并非指一定要套用文学理论，或者引用了一大堆名人名言。深刻也并非指无理的谩骂、攻击，或者讲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哲学”道理。深刻指的是一个批评家长期对人性、世界和社会有深刻洞见，在评论一些人物、故事或社会、历史时往往能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使读者能豁然开朗、拍案称是，甚至使读者陷入久久的思索。不仅如此，深刻的评论家也可能同时是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如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不仅感性和充满了才情，而且深刻有力。他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如心理学家荣格不仅创立了原型批评，而且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只有这样的评论家才有可能对人性有着广大深刻的认识。还是李健吾说得好：“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这样的批评家，他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评价往往具有“盖棺定论”式的特点。他有时可能与作者同步，能与作者心有灵犀，从作品中汲取力量，当然，在这个时候，作者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但有时可能远远地超越了作者，甚至站到了作品与作者的对立面，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一个真理的高度，艺术女神的使者，于是，他的批评就是枪炮。他要引领人们探索人性，不盲目，不崇拜权威，但他同样也会成为人类正面精神的捍卫者。

　　胸怀

　　这是指一个人的胸怀。在中国古代，中国人都认为天下就指的是中国，所以古代中国文人都有一种广阔的胸怀，即天下观。但到近代始，中国人认识了整个世界，从那时始，民族观念盛行。现在一些批评家还谈地域观念。但是，从五四以来的一些学贯中西的批评家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思想有见识的批评家已经将自己思想的场域扩大。如周作人、梁实秋等谈文学，往往谈的不单是中国的文学，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学。如李健吾评沈从文是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的对比中来显见的。今天，中国不仅在经济、军事上成为世界强国，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但是，我们很多批评家还不具备这样的气度，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还不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就已经是一个吮吸整个人类文学传统的新生儿了，特别是那些先锋派作家和新的不断崛起的年轻作家，他们的精神来源和艺术传统很可能已不再是中国本土的，而是遥远的美洲、欧洲和整个世界。那么，批评家就更应该有这样广阔的胸怀。也只有尽可能地具备了整个人类文学传统的批评家，才有可能对今天的文学发表真知灼见。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批评家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艰难得多。

　　当然，今天的文学批评还可能有一些适合时代的特点，如简短，不必像一些史论那样冗长乏味，在这个快捷的时代应该给读者一种快捷的评论；如语言要有时代感，网络语言、时下流行的语言也可能是读者最喜欢的文风之一，批评家应该多汲取时代的养分等等。总之，文学批评的风气应该变一变了，应该重新回到读者中间去，回到文本中去，回到感性中去。惟有如此，文学批评也会对文学本身有益，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有益。

　　徐兆寿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