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博物馆的标杆：艺术研究院藏2000余种乐器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最早的乐器陈列室创立于1952年。第一批参观者是苏联“红旗歌舞团”。1956年，孔德墉与王世襄在上海看了3天，共收铜类乐器三千多斤，两角三分一斤。两千余件不同种类、基本齐全的乐器，为中国乐器学的建立完成了实物积累。

　　中国乐器在中国遍地都是。谁没见过二胡？谁没见过琵琶？谁没见过古筝？这类东西，司空见惯。但，似乎没人动过把它们汇聚一堂、组合展示、以其规模让人领略只有在其组合中才能领略的乐器文化的念头。有谁见过从南方侗族的牛腿琴到北方蒙古族的马头琴、从中原的坠琴到边陲的四胡构成的至少不下于数十种形态各异、弦数不等的拉弦乐器的全部系列？谁见过从古代的火不思到今天的冬不拉、从汉族的月琴到维吾尔族的弹布尔、一直到根本叫不出名字来的各种少数民族竖弹乐器的系列？谁见过从汉族的琴筝、朝鲜族的伽倻琴、京族的独弦琴构成的横弹乐器系列的全部品种？更何况那些长短、高低、大小、方圆、粗细不一，恐怕属于世界上最大乐器种群——“鼓”的家族，以及在音响上与之成龙配套的铙钹锣镲。长可逾丈、短不及尺、高可没头、小不盈拳的打击乐器的不同支系，谁能把名字全部叫得出来？谁能夸下海口说见过这个庞大家族中的所有成员？恐怕没人敢说这种大话！

　　在现代交通条件允许或不允许的前前后后，任何人都不可能走遍天涯海角，见过所有乐器。只有当代，只有现代交通工具提供了到达任何穷乡僻壤的方便条件，只有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征调所有器物的行政能力，才可能让希望了解家乡到底有多少种乐器的音乐学家，把分散在辽阔版图上的乐器汇聚一堂，形成祖孙数代、亲缘数围、百世同堂、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音乐家梦寐以求的蓝图，只有到1949年后才有实现的条件。


　　然而，有了客观条件，还需要有一股吹活学术理念的东风。改变，有时只要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来自李元庆和杨荫浏。

　　历朝历代都把钟磬乐悬、琴瑟笙竽、“填乎绮室，列乎深堂”，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乐器陈列室、收藏库以及保存、整理、研究民族乐器的意识却姗姗来迟。20世纪50年代，中国音乐建设事业翻开了乐器学上的新篇章。这得益于专业音乐研究机构的建立，也得益于其卓越领导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乐器陈列室几乎是伴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成立同时建立的，音乐家梦寐以求的事，终于从开始那几样不多的乐器上弹出了第一声鸣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最早的乐器陈列室创立于1952年。说起来，现代发生的事常常是这样，陈列室首次展示不是为了中国人而是为了外国人。第一批参观者是苏联“红旗歌舞团”。为了布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全体人员一起动手，铺桌子，架板子，摆乐器。展台就是木桌，三合板外面包裹红布，叠成百褶，上摆乐器。

　　1954年3月27日，“民族音乐研究所”正式成立，陈列室同时对外开放。6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搬至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一楼后，整个四楼都用来做展览，包括音乐史陈列室、冼星海纪念室、聂耳纪念室和民间乐器、少数民族乐器、世界乐器（主要是东南亚和印度乐器）几部分。

　　一段时间中，人们还感受不到乐器陈列室的变化，但收藏记录不断刷新，每过一段时间，人们都会感到变化。变化是一点一点、日积月累的，终于有一天，一件件添加的乐器次第成序，规模不起眼的展品，形成规模，让人刮目相看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孔德墉回忆道，1956年，他与王世襄到上海文物局，第二天到位于虎丘路的上海市文物仓库看文物。当时从各废品收购站调拨了数千公斤铜器，铜鼓、锣钹，应有尽有，都当做废铜。他们看了3天，翻来找去，挑挑拣拣，共收铜类乐器三千多斤。更让今天收藏者大跌眼镜、瞠目结舌的是，这些“国家级文物”非但没按文物价格计算，甚至没按一般物品计算，而是按废铜价格出售，两角三分一斤！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占便宜的事了吧。

　　衰落的传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两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眼睛发亮，顾盼之际，天旋地转。他们掸了掸尘土，毫不迟疑地尽收囊中。做事的虽是王世襄和孔德墉，但如此业绩，体现了那个时代所有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和智慧。实在说来，他们收捡“破烂”时，也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捡回了被时代抛弃的珍宝，捡回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捡回了一个学科的尊严。两个年轻人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满城尽带黄金甲”！

　　错把荒谬当奇迹的时代，竟然真的造就了奇迹。或者说，把珍宝当“垃圾”以及到“垃圾堆”里捡珍宝的双重荒谬，真的转化为了“奇迹”！不管怎么说，讲起这段事，“捡破烂”的人还是觉得心痛，因为还有许许多多未被转化为“奇迹”的“荒谬”永远消失了。

　　199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乐种——中国乐器的不同组合”在香港大会堂首次展出。中国乐器文化折服世人的魄力和几代收藏者于艰难时世中的长久坚守，终于得到了社会承认。新一代护宝人，竭力鼎新，连续于2000年在台湾举办了“古琴艺术展”，2000年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中国音乐文化展”，2002年与澳门民政署联合举办了“妙音绕梁——中国乐器与乐种”展览，2003年参与澳门“梦泽清风——中国古琴文化展”，2003年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中国乐器展”，同年又在波兰华沙举办了同名展览，2004年在广州市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中国乐器展”。

　　一旦有了一个开始，一旦确立了一个目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集乐器的行为，就因国家学术机构的覆盖力度，有了上通下达的渠道。收藏之多，品类之丰，速度之快，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首屈一指。有意识、有计划地系统收集全部中国乐器，没有一家机构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那样有此作为。以李元庆、杨荫浏为代表的学者群体，成就了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值得载入史册的事迹。他们使迟到了很多年的乐器收藏，又提早了很多年，让拒绝乐器博物馆的国度，从此有了一个乐器博物馆的标杆。两千余件不同种类、基本齐全的乐器，为中国乐器学的建立完成了实物积累，让50年后的目睹者体悟到收集者的先觉意识和深谋远虑。不能仅把乐器展厅理解为是一个“表于金石、形于管弦”的收藏仓库，而应该理解为映鉴现代学术理念“天光云影”的“半亩方塘”，催生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的学术意识更因后来者的呼应而不断延伸着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