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拍场 佳士得不改王者本色

从5月29日到6月6日，香港佳士得、台湾罗芙奥、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北京翰海等春拍下半场中最重要的几大拍卖行，如链式反应一般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完成了拍卖。从总成交额来看，香港佳士得并没有达到此前业内人士预期的30亿港币，但这一纪录随即被保利轻松摘取，随后，匡时和翰海也都打破了自身纪录，总成交额携手突破10亿元大关。

佳士得春拍的成绩还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黄庭坚的《砥柱铭》就在保利拍出4.3亿元，顿时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铺天盖地的报道几乎全部围绕《砥柱铭》和近现代书画亿元高价作品大做文章，而佳士得估价1.2亿元的石涛《杜甫诗意图》因流拍而无人问津，连“白手套”也似乎刹那间失色了。

但如果仅从中国油画和当代艺术版块来看，佳士得不改王者本色，总成交额是苏富比的两倍有余，面对保利的强势复苏，佳士得仍然领先一个多亿。


据表1的数据统计，从2006年春到现在，除2009年春拍保利夺魁之外，其他8个拍卖季度佳士得在油画及当代艺术版块上一直占据着行业第一的地位。其中苏富比这一板块的总成交额除2007年秋和2008年春增幅较多之外，一般都稳定在2亿元上下；佳士得则在2006年春到2008年秋之间，版块总成交额从3亿元猛增到接近8亿元，2008年秋猛跌到2.3亿元，跌幅达到5亿元之巨，但2009年之后回升势头显著，目前已达到4.5亿元；保利在2008年秋之前一路从不到2亿涨到接近4亿元，2008年秋拍跌到1.2亿元，位列三大拍卖行最低，09年开始又恢复到3亿元左右。

从总成交额比例来看，油画及当代艺术占苏富比总成交额比重的12.38%-23.02%，其中2010年之前一直稳定在20%左右，今年这一比例下跌到12.38%，主要是由于苏富比原本并不占优势的书画版块异军突起；占佳士得总成交额比重的22.74%-40.07%，其中08秋之前这一比例稳定在30%以上，而08秋之后跌倒23.27%，目前没有明显起色；占保利总成交额比重的10.50%-59.81%，在三大拍卖行中变化最大，其中2006、2007当代艺术市场最高涨的两年，也是当代艺术占保利总成交额比重最高的两年，保利凭借当代艺术拍卖成功跻身一线拍卖行，但之后则大力丰满羽翼，古董、近现代书画、瓷器、杂项等等迅即跟上，当代艺术所占比例在2009年春拍之后一落千丈，今年春拍仅占到10.50%。

虽然三大拍卖行都没有在今年春拍中打破各自的纪录，但佳士得却从2009年秋拍开始一路领涨，今春4.6亿的总成交额已经超越了苏富比和保利油画及当代艺术专场总成交额的历史最高点，迎来了一个小小的跃迁。

亚洲当代艺术及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夜场：白手套奇迹

5月29日晚七点，佳士得今年春拍最受瞩目的“亚洲当代艺术及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夜场”举槌，这一专场仅上拍36件作品，但现场人气却是所有专场中最高，各方媒体济济一堂几乎全为这个夜晚而来。最终的36件作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2.66亿元，创下自2006年春拍以来油画及当代艺术版块第一个100%成交的白手套佳绩。

夜场一直是精品的象征，油画夜场往往只有苏富比、佳士得和保利三家拍卖行才有实力举办，能进夜场，尤其是佳士得的夜场，本身就是对艺术品价值的高度认可。保利从2007年春拍率先推出油画夜场，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夜场作品件数最低时为42件，最高时为87件；香港苏富比只在2008年秋举办过当代艺术夜场，此后未再设夜场；香港佳士得自2008年春开始举办“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夜场”，和“亚洲当代艺术夜场”，从2009年春拍开始两个油画夜场合并在一起，合并前夜场件数在五六十件左右，合并后件数控制在四十件左右。

从夜场所占总拍品数的比例来看，佳士得比保利要小。今年春拍佳士得油画及当代艺术共上拍482件，36件油画夜场占比7.49%，保利则上拍285件，而油画夜场就达到81件，占比高达28.42%，可见佳士得对夜场作品的要求要超出保利很多。

上拍的36件作品中，前20件作品为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后16件作品中9件为中国当代艺术，6件则为日韩和美国艺术家作品。其中前20件作品成交额为1.99亿，占专场总成交额74.81%；9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成交额为0.47亿元，占专场总成交额17.70%。

夜场共涉及到23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是首次出现在佳士得拍卖中，但中国艺术家如陈逸飞、朱德群、赵无极、林风眠、廖继春、吴大羽、常玉、朱铭、王沂东等传统油画家和曾梵志、张晓刚、王广义、蔡国强、展望、方力钧、唐志冈等当代艺术家都不是首次在佳士得夜场中出现。

打头阵的是王沂东作于1997年的《静静的河谷》，这件作品曾经在199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亮相，成交价78.64万元，此次二次上拍，估价为200-300万港元。以王沂东如今的价位，这一估价比较合理，这件作品是王沂东“新娘”系列成型前夕的作品，红色和白色已经成为主色调，但并非一流作品。最后经过近20轮加价，以581.2万元成交，成为佳士得拍出的王沂东最贵的作品，高出了4月初苏富比拍出的王沂东476.9万元《美丽乡村-迎春》，也为王沂东作品在北京再下一城奠定了基础。

王沂东暖场之后，佳士得夜场最受瞩目的一件作品——陈逸飞作于1986年的《弦乐四重奏》随即亮相，起拍价仅为400万港元，但这一明显低估的价格只是一个幌子，买家不愿意浪费时间，400万起拍，价格直接被喊到800万，然后是1200万，然后1800万，最后经过近40轮叫价，最后以5400万港元落槌，加佣金成交价6114万港元，合人民币5368万元，创造了陈逸飞作品的最新高价记录。本刊在6月号《评估陈逸飞》一文中曾判断此件作品有实力打破陈逸飞《长笛手》3248万元的纪录，实际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分析。作为油画及当代艺术版块的最高标杆，陈逸飞作品刷新最高价记录是对艺术市场信心回归的最好诠释。

此后十几件二十世纪艺术作品中，兴奋点不多，如往年一样，依旧是赵无极和常玉，两人均有3件作品出现在夜场。赵无极两件尺幅较大的抽象时期成熟作品都拍到了1830万元，是最低估价2倍以上，另一件后期的彩色作品虽然尺幅更大，但竞价不多，成交价也只有844.6万元。常玉的3件作品在预展中被摆放在比赵无极作品更显要的位置，其中作于1940年代末尺寸为91×50cm的《红色背景的百合花》，估价1200-1800万，是三件中的主打作品，最后成交价达到2221万元，如果按单位面积的价格计算，已经超过了尺幅是其两倍的常玉最高价作品《猫与雀》。其他两件作品估价均为800-1200万，1950-60年代作的《斑点双马》经过7次叫价后以992.1万元成交，但尺寸相当的1940-50年代作的《仰躺的豹》却竞拍更为激烈，叫价次数甚至超过了《红色背景的百合花》，最后成交价为1926万元。《仰躺的豹》高出《斑点双马》一倍成交，一方面因为前者创作年代更早，风格更独特的因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现场竞拍的偶然性，有两人都志在必得，最后推高了价格。朱德群、林风眠、廖晓春、吴大羽等都平淡成交，朱铭一件高达两米多最低估价1000万港元的雕塑《太极-进步搬拦捶》，只有五次竞价，最后成交价1041万元。

安迪·沃霍尔1972年印制的《毛泽东》是夜场中第一件当代艺术品，估价300-500万港元，加价次数超过了赵无极和常玉，但加价的单位却很小，仅十万元一加价，最后成交价581万元，作为香港佳士得此前重点推荐的作品，这个成交价偏低，但由此也再次证明，中国人只捧中国艺术品。

随后是曾梵志和张晓刚，两人各有两件作品上拍，值得注意的是，张晓刚上拍的两件作品都创作于2000年以前，而曾梵志上拍的两件作品都创作于2000年以后，但张晓刚1997年的“大家庭”只拍出654万元，而曾梵志2000年的“面具”却拍出1729万元；张晓刚1989年的早期代表作只拍出233万，曾梵志2008年的新作却拍出496万。还有一个细节是，曾梵志的“面具”成交后全场响起掌声，虽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幅“面具”的部份拍卖收益将会捐助个“动物亚洲”保护组织，但仍旧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



曾梵志2000年作 面具系列 198.2×149.5cm 1729.66万元

王广义、方力钧、蔡国强、展望的作品都是尺幅很大的作品，但除了王广义的超大尺幅的《大批判系列——艺术与权力》达到633万之外，其他作品成交价都不高。另外，唐志冈的一件《儿童开会》成交价仅159万元，低于我们的预期。这些作品都是一线当代艺术家的中上之作，在佳士得夜场只拍出这样的低价，实际喻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还没有随着中国二十世纪艺术一起复苏。

中国二十世纪艺术日场：稳中求胜

中国二十世纪艺术日场于5月30日两点半开始，共上拍145件作品，总成交额9220.84万元，成交率80%。本次专场没有出现500万元以上的高价，也没有成交价超过预估价上十倍的黑马出现。但买家出手非常冷静稳健，大部分作品都在合理范围内成交，拍卖时长超出了预期，原定两小时拍完，结果延时到晚上六点半才结束。

这一专场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入选夜场的艺术家的中下作品，如陈逸飞、常玉、吴冠中、朱德群、朱铭、赵无极等，一类是没有入选夜场的二线艺术家的中上作品，如艾轩、陈衍宁、陈丹青、罗中立等，剩下的则是较一般的作品。

第一类中：陈逸飞的《水乡》成交价233万，为正常价位，并没有受“音乐系列”涨势的影响；常玉的一件《斑马》颇为独特，但未入选夜场，主要原因可能是尺幅太小、品相不佳，最后拍出了254万元额合理价，三张纸本作品也都顺利成交；吴冠中两件较一般的估价在100万元左右的作品，最后成交价都接近200万元；朱德群一连上拍6件作品，有两件作品估价最高，均为300-400万港元，其中一件成交价仅为286万，另一件曾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上拍出245万元，但此次并没有成功脱手；朱铭上拍11件，其中有3件作品估价最高，均为150-200万港元，其中两件均流拍，但另一件估价90-140万港元的《太极-单鞭下势》则竞拍较激烈，最后成交价达275万元，说明买家对朱铭的作品自有其喜好和判断；赵无极的小单元依然最受瞩目，上拍6件作品均成交，大部分成交价都达到了最低估价的两倍左右，本次专场最高价前5名全部被赵无极一人包揽，其中一件1952年作的《赛马》，2003年曾在香港佳士得拍出76万元，此次再次上拍，成功拍出475万元。

第二类中：艾轩上拍的两件作品尺幅都未超过1米，其中一件作于2003年的作品加价不多，拍出64.9万，另一件作于1993年的作品竞价接近20次，最后以265万元成交，都是非常合理的价位；陈衍宁两件作品也都在超出最高估价不多处成交，其中一件作于1999年的《对影》，曾在199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拍出72.7万元，11年后再次上拍，成交价138.7万元，涨幅并不大，但非常稳定；陈丹青虽然名气极大，但其作品仍旧只有“西藏”或“裸女”题材能得到一定认可，除去成名作和少量代表作之外，整体价位很低，此次上拍5件作品均成交，一件作于1989年的《西藏群组》拍出149万元，竞价最激烈的是作于2003年的《裸女》，但最后成交价也不过46万元；罗中立作品的行情比较稳固，上拍6件均非代表作，尺幅也很小，但都顺利成交。

第三类作品中亮点不多，一方面的原因是缺乏较好的老油画作品，另一方面则因为其中很多台湾的老一辈油画家一直难以得到大陆买家的高度认可。

亚洲当代艺术日场原定5月30日下午四点半开始，因中国二十世纪艺术日场的延时而推迟到六点半。从下午四点多开始，很多专程为当代艺术而来的人逐渐到场并拥挤在场后站等，直到二十世纪艺术日场结束，买家离场后才找到座位陆续就坐，从中很容易便能感受到佳士得当代艺术的买家群体和二十世纪艺术存在很大的分野。

此次专场共有作品301件，总成交额10095.47万元，成交率79.40%。其中日韩和中国艺术家作品各占一半，在成交价超过100万的21件作品中，只有两件是日本艺术家的作品，韩国则没有。整场拍卖历时六个多小时的才结束，高达八成的成交率和不断跳出的意外高价，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牛市的气氛。下面仅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成交情况进行专场分析。

F4与曾梵志：继油画夜场之后，曾梵志再次领先F4，其作于2005年的近作《安迪·沃霍尔画像》以444.26万成交价成为亚洲当代艺术日常最高价作品。张晓刚作于1997年的《血缘系列（共两件）》则以359.98万元与丁乙的《十示》并列第四。虽然从尺幅上来看，曾梵志的作品要大于张晓刚，但张晓刚作品的创作年代却更具含金量，最终更被认可的还是曾梵志的近作。这样的比较并不是特别恰当，不过近年来每次曾梵志与F4在市场上狭路相逢，似乎总是曾梵志胜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本次专场岳敏君、方力钧无重要作品上拍。王广义上拍五件均成交，是很好的成绩，但最高价也只达到212.48万，已经失去了与曾梵志竞争的实力。

余友涵、丁乙：余友涵1992年作的《毛主席》和丁乙一件1990年代的《十字》是本次专场的黑马，精明的买家都看中了这两件作品的历史价值，结果引发了比油画夜场中的精品还要激烈和漫长的争抢。最后前者370.51万成交，是最低估价的近30倍，后者359.98万成交，是最低估价的十余倍。余友涵的作品像一个孤例，他的代表作和流通作品都不多，谈不上今后会行情暴涨。而丁乙的作品量和流通量均不低，很可能趁势竞上，迎来作品的整体增值。同时，作为上海当代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丁乙创下高价很可能会导致其他资历与实力相仿的艺术家被市场重新发现。

叶永青、尹朝阳：两人作品在香港佳士得均无起色，但在几天之后的北京几场拍卖中却突飞猛进，尤其是叶永青，在保利两次刷新个人最高价记录。尹朝阳在佳士得上拍4件“天安门”，其中两件流拍，另两件则勉强成交，而同系列作品却在翰海和匡时拍出一两百万高价。此类例子还有宋永红、夏小万等，这也许说明二线艺术家主场的地位越来越向北京倾斜。

管勇、李松松、仇晓飞：三人均为70后艺术家代表，继韦嘉、李继开、陈可之后却后来居上，其中管勇此次最高拍出了212万，刷新了自己个人最高价记录，李松松则最高拍出了107万，此外，仇晓飞的一组小尺幅作品也拍出了近50万元，上升势头迅猛。

其他：除以上艺术家之外，次场拍卖还需要注意的有：孙原及彭禹2008年作的《天使》拍出212万，超出了最高估价；杨少斌两件较贵作品均流拍；季大纯4件作品全部平淡成交，依旧没有增值迹象；凌健3件作品都顺利拍出，其中《宫朴9》竞价近30轮，最后170.33万成交，另两件则没有如此大的涨幅。

香港佳士得今春的跃迁都是相对而言的：总成交额相对自身是一个跃迁，在香港拍卖行中最高，但却落后于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油画及当代艺术拍卖相对其他拍卖行而言是一个跃迁，但相对自己的历史记录，无论是成交额还是占总成交额的比例都远没有恢复全盛期的元气。仔细分析每个专场可以发现，香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交易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但精品和买家都向北京转移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能否一直坐定油画及当代艺术版块的头把交椅，一次小小的跃迁并不足以破解这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