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董启章:金庸倪匡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香港书展,去年吸引了逾90万人次入场。今年香港书展的热度继续蔓延,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书商参与,整个展场面积比去年增加了8%。书展邀请了90多位作家参与超过250项活动,成为几天以来香港媒体关注的最大焦点。


　　今年香港书展邀请了两岸三地众多著名作家登坛演讲,而且特别推出了“香港作家巡礼2010”的环节,董启章、陈冠中、葛亮、韩丽珠等15位当代香港作家陆续登台演讲,展示了香港作家的最新实力。最为独特的景观是,91岁高龄的香港作家刘以鬯亲自到场,吸引了大批拥趸前来聆听他的讲座。

　　通俗小说最畅销金融投资书稍逊

　　———会展中心外上千米排着长长人龙,香港书展的热度超过任何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如果不身临其境,很难想象在香港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商业都市里,可以拥有这样的文化景观。几天以来,香港会展中心以外上千米的路途,排着长长的人潮缓缓地进场。这些面孔中,有年轻的男女情侣,有一家老小,也有轮椅上的残障人士,更有不少是内地、台湾乃至海外来的背包客,潮水般涌入香港会展中心。可以说,香港书展的热度超过了香港任何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今年的香港书展,首日就创下了7万人的入场记录。香港贸易发展局助理总裁周启良表示, 去年书展有90万人次参观,今年书展的规模扩大,预计参观人数至少与去年相当。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表示,邀请内地作家韩寒及著名历史作家 AndrewRoberts举办的千人讲座,都迅速满额,香港人对文学和作家的热度正在升温。

　　香港书展闭幕在即,据香港贸发局初步资料显示,今年书展一如以往以通俗小说最为畅销,但一向销量平平的纯文学作品则赶上次席,相反过去数年大受欢迎的金融投资书却反应稍逊。有书商亦分析,这现象反映港人的阅读习惯改变,书展的文化含量大大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关心社会·关爱地球”为主题,鼓励读者多关注弱势社群,并响应全球对绿色生活的呼唤和冀望,增设了“英语世界”、“文学走廊”两大活动。

　　而据了解,由于香港书展加大了在内地的宣传,吸引了更多内地游客,记者在现场遇到了不少来自内地的游客。一位来自深圳的刘小姐告诉记者,她对今年新增的英文书板块感兴趣,特地赶来淘书。

　　九旬刘以鬯出任“年度文学作家”

　　———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是以刘以鬯先生小说《对倒》和《酒徒》为蓝本

　　今年香港书展最吸引人的环节之一,就是“香港作家巡礼2010”。在今年新增的“文学走廊”,向读者推介15位香港当代及新晋作家。“香港汇集东西文化,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土作家,他们站在香港阅读世界,以有别于传统东方或西方的眼光,观看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写出众多精彩的作品。”香港书展以这样的开篇词,力推本土作家。

　　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当代香港文学不值一提?今年亮相香港书展的本土作家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今年已91岁高龄的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讲座被围得水泄不通。刘以鬯曾经担任前香港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的第一任作家、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现在是香港作家联会荣誉会长。这位被圈内人称为“汇丰作家”的老先生,目前共写作了六七千万字,他的《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写作于1962年),深刻影响了香港文坛。据导演王家卫自称,他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是以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对倒》和《酒徒》为蓝本创作完成的。

　　香港作家董启章等人在演讲中认为,香港文学一直以来处于边缘位置,大家所认识的仅限于金庸、倪匡以及李碧华等偏商业文学的作家,其实香港也有纯文学作家,比如刘以鬯和西西等人,但一直没有得到外界充分的认识和肯定。

　　香港书展从去年开始设立了“文艺廊”,如同一座精致的文字博物馆,展示多位当代名家的作品和珍藏。今年邀请了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刘以鬯出任“年度文学作家”,展示其珍贵的手稿,以及他收藏的陶瓷和模型。今年的“文艺廊”还搜罗了白先勇、已故的季羡林和赵少昂的作品和藏品,并邀请上海昆剧团的当家小生黎安和花旦沈昳丽亲临现场演绎经典昆剧选段。此外还以展板+文物的形式,展示了萧红、许地山、胡适、蔡元培、鲁迅和戴望舒等名家在香港曾经留下的足迹。

　　香港作家董启章:

　　香港和广州应形成“双城文学”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从事写作。即使在香港,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不媚俗,不从众,始终坚守自己的纯文学路线。他也被认为是香港文学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人依旧清贫,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香港书展上,董启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作为被最为看重的香港作家,你最近提出一个观点,香港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

　　董启章:早在1920年代,香港文学就出现了,当时作品写得比较简单,主要受到上海文学的影响。我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比如刘以鬯老师的《酒徒》、《对倒》。其实香港文学在报纸副刊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香港文学的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的文章,但是刘以鬯等人在主编副刊的过程里,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提携一些年轻的纯文学作家。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快报》,西西的《我城》最早都是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

　　我认为,香港文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断裂。香港文学从来没有很强的传统,尽管作家和作品都存在,但是因为没有学者研究整理,而未能变成传统。包括现在香港的年轻作家,也不太知道30年前的香港文学了。

　　记者:大陆文学研究者视野里,一致认为金庸、倪匡是香港文学的代表,你所说的线索似乎与此不同。

　　董启章:我所说的香港纯文学,与金庸、倪匡的文学不一样。我觉得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他们的写作代表一种类型,有文化价值,也有技巧上好的地方,但是与我所理解的文学的东西不同。我自己观念下的香港文学,不是商业的,是站在商业以外,有一种不同的角度。

　　记者:在华语文学里,您觉得香港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董启章:香港文学主要是城市的文学,写香港的人和事物,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来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人群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香港文学除了非常本土,也有这个普遍性的层面,如果写得好,也就是世界的文学,不单是地区的文学。

　　香港文学用文学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去寻找现代人生存的意义。比如韩丽珠就写得非常好,还有谢晓虹,潘国灵。这几年香港还拥有了一份纯文学杂志《字花》,已经办了几年了,30岁的一批年轻人办得很不错。

　　记者:您为什么坚持用粤语写作?你认为香港文学和广东文学有什么关系?

　　董启章:我觉得粤语写作很重要。一个地方人说的语言,就是构成他们世界的材料,去掉这个东西,就会失去味道。我觉得广东的本土文学现在也在式微。我接触一些广州的年轻写作者,他们也在尝试用粤语写作,并且熟悉香港的文化,能读懂香港文学,我觉得广州和香港的文学应该形成一种双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