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野夫先生生前木刻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引起极大关注。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那场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命运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走向的时代大潮中,野夫不仅是一位秉持现实批判精神的先锋艺术家,同时他还是这场文艺运动中与一位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对于这位活跃于战乱年代的左翼文化先锋,由于诸多复杂历史因素的遮蔽,今天的观众已经深感陌生了。”诚如评论所指:历史无法遮蔽艺术家的才华及作品。
恣肆奔放的表现主义
为悲壮的历史做注脚
策展人蔡涛认为,野夫的木刻创作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关怀,与此互为表里的是其艺术表达的自由和本真。他的作品初期仿效麦绥莱勒等欧洲创作版画家的风格样式,内容多反映劳工运动和社会底层生活,以简洁强烈的黑白对比描绘社会抗争的激烈情态。抗战期间,野夫的创作表现出更为恣肆奔放的表现主义特征,画面以压迫性的黑色调为主,利用阴刻线条刻画出人物和场景,这些大多取材于故土浙江的战时作品,直接表达了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以及激越愤懑的内心情感,成为缅怀这段悲壮历史的不朽经典。抗战胜利后,野夫的艺术创作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成熟面貌,他既注重吸收边区木刻的民族化样式,同时又强化了画面的表现张力,作品题材仍以沉重的现实苦难为着眼点,就作品的整体表现而言,达到了其创作生涯的顶峰。
参加鲁迅所办“木刻讲习班”
动员民众在国统区创造木刻奇迹
本次展览共展出近70件野夫的代表性作品,向观众完整呈现这位艺术家的木刻生涯。作为本次展览研讨会的学术主持,罗一平告诉记者,野夫少年时代即在家中自学绘画。1931年夏,22岁的野夫在上海参加了鲁迅和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举办的“木刻讲习班”,并结识了鲁迅。在鲁迅的影响下,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野夫在上海先后参加了一八艺社、春地画会、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上海绘画研究会、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铁马版画会、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活动。
抗战爆发之后,作为抗战宣传的主力媒介之一,版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延安、重庆、桂林这三大基地之外,野夫与木刻同人们在家乡的东南诸省(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另辟疆场,开创了国统区战时宣传的一系列奇迹。他们因地制宜,针对“既乏师资,又短工材”的现实困境,建立起高效的材料生产供应和教育推广系统,设立了“木刻研究社”和“木刻函授班”,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和支持木刻运动,在地方中、小学开展的木刻教育尤见其影响力之深入,而木刻函授班的学员则遍布福建、江西、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南方诸省区,一时盛况空前。另外,野夫主持的“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等机构,不仅试图为版画运动寻求到稳定的经济支持,同时还积极为木刻运动的发展争取政府支持的合法途径,在他富于策略的不懈努力下,浙江地区的国民党政府一度对木刻给予了公开支持,这在国统区木刻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野夫木刻工厂工人回忆——
吃不饱穿不暖
但我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
野夫木刻厂老工人马金榜的口述故事,能够让读者回到一代大师专注于木刻艺术的艰辛。他说:我经杨涵的介绍,在温州新同华旅馆与野夫见面,旋即与其他几位工友随野夫搭船到丽水,与丽水的叶永生等人同到上饶应家坊。应家坊的规模比以前好多了,工场房屋、职工宿舍、炊事用地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也增多了,有杭州老傅(名字忘记了),同时还从浙江保育院吸收三个孤儿:王国逵、邹小善、徐有增做学徒,都是萧山人。我负责铁工部分。业务较前扩大了。
我们多年患难相处,在日寇飞机疯狂轰炸下,在白色恐怖中,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吃不饱,穿不暖的漫长岁月里,都相亲相助,克服种种艰苦。当时,每人除吃集体伙食外,只拿几元零用钱,每月还从有限的集体伙食费中节余开支搞一次聚餐,欢聚一堂。野夫对我们的文化学习也很关心,抓得相当紧,每周两个晚上从不间断,指定由老傅同志给我们辅导。我们还经常开座谈会,野夫都亲自参加,谈时事,谈工作,也谈生活,大家都很愉快,遇到某一同志身体患病,野夫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为我们开中药方设法治疗……因而我们大家都愿意和野夫同志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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