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现代性反思：提出的“绝缘说”

白马湖作家群孕育于西湖之滨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形成于白马湖畔的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成熟于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及开明书店。白马湖作家群有相近的文学风格，也有共同的理想——张扬艺术、提倡美育，乐于耕耘在教育事业，传播进步文化。陈星、朱晓江著《从“湖畔”到“海上”》介绍了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历程，其中丰子恺对现代性的反思值得关注。

　　现在为思想界所热衷讨论的现代性反思，有很大一部分议题，其实就集中在了个人精神生活上的紧张甚至异化；而恰恰就是在这一思想层面，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对于“艺术生活”的倡扬，显示出了其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白马湖作家群关于“艺术生活”的看法以丰子恺为其代表。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其最终的精神指向，就是要在艺术的领域，构筑一个对抗现代科技文明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他提出的“绝缘说”，以及建立在“绝缘说”思想基础上的关于“艺术生活”的诸多论述。


　　丰子恺对于“绝缘”的解释其实很简单，在《关于儿童教育》一文中，丰子恺说:“所谓绝缘，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这里，“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一语是最重要的，它透露出“绝缘说”和西方自康德以来的艺术思想的渊源关系。然而在阐释“绝缘”背后的艺术世界时，丰子恺却是从中国道家传统的艺术思想，尤其是魏晋时期的“气韵生动”说出发，来提示“绝缘”背后那个隐藏着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在丰子恺的 “绝缘说”中，“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只是一个前提，它引出的，却是建立在中国道家艺术精神基础上的人与世界万物生命融通的精神层面。丰子恺关于“艺术生活”的论述，即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

　　在丰子恺，“艺术生活”是和“现实生活”相对的一个概念。关于现实世界，丰子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顺从、屈服、消沉、悲哀，和诈伪、险恶、卑怯的状态”的世界，一个处处都在“原因结果”之网笼罩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如欲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则惟有动用“绝缘”的方法，过一种“艺术的生活”，即“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从而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丰子恺认为:

　　倘能因艺术的修养，而得到了梦见着美丽的世界的眼，我们所见的世界，就处处美丽，我们的生活就处处滋润了。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的情味。

　　因此，在丰子恺，“艺术生活”概念的提出，即含有消解现代性紧张的理论企图。是说，由于现实世界永远都在原因结果的关系之下，人们因此常会有种种紧张甚至精神异化，这时就需要我们自己“主观造出”一个“享乐世界”，亦即“艺术世界”，用它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在现实层面无法排解的问题与困窘，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呈现出一种“趣味”，并最终“恢复我们的元气，认识我们的生命”。看得出来，这样的理论企图，正含有现代性反思的思想意味。

　　且以他的闲情散文或漫画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丰子恺有许多散文与漫画，就是在艺术的领域，通过某种趣味的展示，来传递一种生命的元气，从而消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与异化。比如题为《散市》与《回家》两幅漫画，虽然是农家日常生活的截取，但显然，作者并没有将他的眼光放在下层民众生活艰难的一面——当然，这一方面的作品丰子恺也有，如农家耕种买卖的辛苦，而这两幅画只截取散市回家途中的一个场景，以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将农家生活的温馨渲染得淋漓尽致。当此时也，农家夫妇的生活是满足的，一天的辛劳尽在这回家的途中洗去。也许，有批评者会认为，这样的作品容易掩盖、削弱现实生活中苦难的一面，缺乏战斗精神。这固然也有道理。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奋斗或者战斗，原也还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以恢复我们的“元气”。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那么，截取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一幕，将它处理成安慰我们心灵的画面，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在这样的功能上，《他们的SOFA》一画，也是一样的。这一幅的日常生活可能要更艰难些，但经艺术的眼光转换以后(主要通过标题)，在我们会心的一笑中，现实生活的艰难意味得以消解。当然，这一笑，其功用也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解艰难”，也许，因为这一笑，我们还可以平空增添一些对于将来生活的信心。

　　《蛛蜘想洗澡》、《阿花饮水处》则纯是作者自己日常生活的截取。一只蜘蛛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似乎将要掉到洗笔的钵里，恰被伏案的作者看到，便被冠以“蛛蜘想洗澡”的标题，转化成即兴的作品。在这里，艺术创作不再是一件劳神的工作，而恰恰成了释放工作紧张的灵丹妙药。《阿花饮水处》也是这样，这一只误打误撞的小猫阿花不知给作者带来了多少的乐趣与兴奋，使他在工作之余，得到若干的慰藉与放松。

　　在《教师日记》中，丰子恺曾这样说:“艺术意味之深长，无过于有情化者也。”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他又说，“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作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乃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是“ 物我一体”的境界。其实，生活的境界也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说，当我们能以“生活有情化”“物我交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将收获别一种生活滋味；而在丰子恺的作品世界里，我们也总能读到一种为大众所普遍喜欢着的生活趣味。在特定的场合，这样的趣味并非只是生活的一种点缀，而具有相当的抗争意味，以及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定位。

　　且看丰子恺写喝酒的文字。

　　丰子恺喜欢喝酒，但却不喜欢一大桌子人闹哄哄地围着喝，而喜欢浅斟低酌。这是因为喝酒对丰子恺来说，乃是放松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又作为家庭聚会的助兴品。在我看来，晚餐是一天的大团圆。我的工作完毕了；读书的、办公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家离市远，访客不再光临了；下文是休息和睡眠，时间尽可从容了。若是这大团圆的晚餐只有饭菜而没有酒，则不能延长时间，匆匆地把肚皮吃饱就散场，未免太功利的，太少兴趣。

　　在丰子恺，为着生计考虑，白天的笔耕是断不可少的工作，就像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需要上班一样，是一种功利的现实生活。功利的生活相对来说总是紧张一些，因此 “晚酌”就成了消解这种紧张的有效方式之一。在这里，“酒”超越了它具体的“物的形象”，而拥有相当的精神慰藉的意味。这种精神上的象征意味在晚年的“文革”生活中发挥到了极点。在整个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政治氛围中，名列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的丰子恺，其个人的活动空间其实已经非常狭小，而灾难则是不断地袭来。这时的他，过的就真的是“禁锢”式的“闲居”生活了。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渠道或一种方式来释放现实生活中的紧张，那么，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而事实上，在“文革”时期，有许多知名的学者、作家，也都在生活——主要是精神生活——的重压下，非正常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相对而言，丰子恺是洒脱的，他的精神情绪相对较好。这并非因为他所受到的冲击不够巨大，而是因为他的“闲居”本领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借助于吸烟喝酒这样一些极其普通的生活形式，他部分地消解了现实生活带给他的苦难与紧张。我们翻阅他晚年的信札，几乎随处都可以读到他记述喝酒、抽烟的文字，而且大多写得很有诗意。在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有这样几条:

　　……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了。近我酒量甚好，每日啤酒一瓶，黄酒半斤。一边喝，一边讲《水浒传》给南颖、意青听。……我写此信，一边喝酒。(1969年8月23日)

　　窗外杨柳，绿意已浓，独坐浅斟，自谓南面王不易也。(1971年3月27日)

　　我现在日长无事，看《三国演义》，饮酒。(1974年3月6日)我近日早上翻译夏目漱石文，作为消遣，十时即饮酒，每日饮黄酒一斤半。香烟少吸。一日一包。喷气而已，不吸入肺，亦是一种消遣。(1974年8月24日)我端居静坐，饮酒看书，自得其乐。(1975年五月五日)

　　在这些文字中，喝酒吸烟一类的行为，是和作者特定的精神情趣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南面王不易”、“日长无事，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讲故事”的说法，都提示了“ 酒”在文化层面的意味。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喝酒”与“讲故事”“日长无事”“自得其乐”等构成了一个平衡的对称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假如“喝酒”而不“讲故事”，或者“日长”而竟无酒可喝，那么，生活的精彩程度都将大打折扣。

　　惟此，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面对子女们要他戒酒的建议，他也只说“少饮清欢可也”，而拒绝戒酒。有时候，真病到不能喝酒的境地时，他也会在想象中重温酒的滋味，从而在“文化上”保持一种喝酒的生活方式。

　　比如1970年在给新枚的信中，他这样说:“我不想吃酒，足见体温未复正常。本来可以‘掩重门浅醉闲眠’，今只能‘冥想闲眠’。”

　　能想起“掩重门浅醉闲眠”的诗句，这本身就是对酒的一种想象。然后，他又漫笔写道:

　　平生记得，关于吃酒，有两人最有趣:其一，你出世前一二年，抗战初，我家逃难到桐庐乡下，租屋而住，邻人盛宝函老人坐在一圆凳上，见我来了，揭开凳盖，取出热酒(用棉花裹好，常温)及花生，与我对酌。其二，西湖上(你八九岁时)有人钓虾，钓得三四只，拿到岳坟小酒店中，放在烫酒炉中煮熟了，讨些酱油，叫两碗酒，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可以相信，在这样的漫笔中，酒的滋味其实已经扑面而来，而其在文化上的抚慰功效，也在这样的娓娓叙说中，得以实现。这就是丰子恺的本领，他能在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里，“神游物外”，从而暂时地消解由极左政治带给他的生活上的苦难。

　　在《暂时脱离尘世》一文中，丰子恺将自己的这种本领概括为“暂时脱离尘世”，说“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然而尽管这样，“暂时脱离尘世”却是可能的，也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在 “文革”时期，丰子恺认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 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如果不想成为“一架机器”，而恢复到“人”的本来面貌，那么，“暂时脱离尘世”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途径，它内蕴的，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能以一种艺术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包括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人”的异化。

　　从这样的文化思想出发，为丰子恺及其他白马湖作家所倡扬的“艺术生活”，即具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品质。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个人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甚至灾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个人仿佛螺丝钉似的，被填充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他们上班下班，忙于事业，忙于前程，忙于各种各样的人际应酬。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以现代科技为核心力量、科层制为社会组织方式的现代社会，其实更加缺少精神上的自由度。在农业社会，个人假如不满意官场或者商场的“心为形役”，那么，他还可以退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一种耕读的生活。

　　现代社会则不然，在特定的社会分工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等种种因素的制约下，现代人几乎已经没有退路可寻。我们试想，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他厌倦了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感到“心为形役”了，这时他能毅然辞去自己的工作，而再回过头来过一种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吗？正是这样，尽管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物质水平较诸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个人的日常生活水平看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现代人却更容易感到疲劳，更容易说一个“累”字。这是身心俱疲的表征。现代社会仿佛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巨大的外力、惯性和加速度迫使它不断地高速旋转，从而在它的周围激起一个又一个湍急的生活的漩涡；而现代人，就陷于这样的漩涡无法自拔。他们一个个都被这生活的漩涡逼迫着，带动着，仿佛追赶太阳的夸父，勉力前行，最后却“道渴而死”。从这一个角度讲，现代社会的弊病不在慢而在快，不在松而在紧。惟此，如何消解现代人在现实生存境遇中的生存紧张，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课题；而白马湖作家群倡导的“艺术生活 ”的概念，有了它切实的社会意义。

　　其实所谓的艺术生活，并不需要依赖于特别的物质介质。看到农人在买卖的过程中坐在自己的 “SOFA”上，我们可以会心地一笑；看到蜘蛛掉到砚台里，同样也可以报以会心的微笑。这里，趣味的呈现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且几乎随时随地进行，而不必依赖别的什么工具。此外，一杯酒，一盆花，都可以充当趣味挥发的载体。关键是作为主体的人，需要拥有一种暂时将自己的精神意趣从现实生活中摆脱出来的能力。

　　这也正如朱光潜在《谈美》一书的结尾中所说的: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诚然，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总是匆忙，“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致使这“丰富华丽的世界”成了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向下，白马湖作家群开具的“慢走”、“欣赏”的药方，以及他们倡扬的“艺术生活”的理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从而可以成为我们当下文化建设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白马湖作家群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