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称谓泛滥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前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传人梅葆玖先生在收徒仪式上郑重言道：“有些年轻人称我为大师，我说‘胡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干活的!’真正的大师是我父亲，是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是杨小楼这样的前辈艺术家！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认清什么是大师的标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近些年，“大师”称谓的泛滥到了让人无奈甚至滑稽可笑的地步，如像谁有一门专长就能获此殊荣，似乎谁都有权随意赐予某人这项桂冠。对此风气，梅先生的一番话不啻又是一次有力的“叫停”、“棒喝”，或许能让一些人慎言“大师”，除除肤浅、浮躁之气，而且还提出认清“大师的标准”，更是一个值得深思、探讨的问题。

　　说到文人学者获“大师”称谓，最早见诸文字的大概是《史记》“儒林列传”中的伏生传。伏生秦时曾任博士，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把儒家经典《尚书》藏到墙壁中，由于兵乱，到西汉初年，其书仅存29篇。汉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就派太常掌故晁错去请伏生出山教授《尚书》。那时伏生已年逾九旬，仍奉诏在山东授业，培养出一批通晓《尚书》的专家学者。于是太史公嘉许：“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尚书》艰深，当时天下无人能解，独伏生及其弟子有专攻、有建树，被史家称为“大师”，当在情理之中。从中我们也感悟到，大师者，应该是在某一个学科领域或行业里有专门独到、自成体系的研究，以及有超常的建树和对社会乃至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大师是一座“知识宝库”，不仅仅有一技之长。这种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少数。正是因为如此，一些被公认为大师级的人物对“大师”这个称号始终“诚惶诚恐”，却之唯恐不及。季羡林先生生前就在多个场合恳请摘掉头上“大师”的“帽子”；一位“国宝级”的画家坦言：我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当下在世的画家还没有“大师”。至于梅先生说自己就是“干活的”，虽然过谦，却也是由衷之言。又如，鲁迅被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郭沫若被树为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茅盾、巴金被称为著作等身的文学巨匠，曹禺被认可为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赵树理被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说他们是文学大师，毫不过分，但在他们身前，似乎无一人拥此桂冠。而当下，一些所谓“第一写手”、“金牌编剧”、“著名笑星”、“国际级导演”等，刚得了几个奖项，公众中褒贬不一，争议尚在，居然也有人被封为“大师”，有的人竟盛情难却，欣然笑纳，实在令人汗颜。现在，制定一个具体的量化的“大师标准”不大现实，但公众的一致认可，历史的长期检验，是不能逾越的两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