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的外来元素

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唐朝以博大宽厚的气度与谦虚诚恳的心态同世界各国所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其规模、层次和力度都堪称中国古代之最，大唐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出强烈的世界性。对此，唐代金银器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代金银器的外来元素

　　唐朝既能以自身之强散发出强大辐射力，又因自身发展需要而产生巨大包容量。受到西方习俗的影响，唐代不仅大量使用金银器，而且由于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等西亚和中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使得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由于中西方在政治、宗教、艺术以及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唐朝在接受西方器物及其影响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使器物的造型、纹样变得更适合中国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8世纪中叶以前的唐代金银器明显受到中亚、西亚等地金银器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异域色彩。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完成了金银器的中国化进程。

　　工艺——吸纳创新并举

　　战国、西汉时期，西方的金银器及制造工艺就开始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人们在对外来金银器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进行更多模仿和学习的同时，也试图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器形融合。唐代由于对外交流更为广泛，西方金银器物的捶揲工艺、造型艺术和装饰纹样在大量传入的同时也逐渐与唐代的创新融为一体，使中国古代金银器风格突变，并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外来工艺中，对中国金银器影响最大的是捶揲工艺。捶揲工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亚、中东地区，并大量用于金银器的成型制作。由于中国古代金银工艺长期受制于青铜铸造工艺，中国传统金银工艺也以铸造成型为主。虽然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东周时期的金银加工技术中就已出现了捶揲技术，但此种技术一直未见广泛用于器皿成型制作。随着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展开，西亚、中亚等地的商人、工匠纷纷来华，他们在带来大量国外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金银器制造在内的不少工艺技术。由于金银均具有较好的延展性，捶揲成型更能体现金银制品的特质和美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绝大部分都是捶揲成型，足见其影响之大。

　　另外，波斯萨珊金银器常用的凸纹装饰工艺也对唐代早期的金银器装饰工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凸纹装饰技术，属于捶揲工艺，又称为模冲，即在金银器物的表面，以事先预制好的模具冲压出凸起的花纹图案。其特点是，主体纹饰突出，立体感强，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鎏金龟纹桃形银盘和鎏金双狐双桃形银盘就是用这种装饰技法制作出的精品。正是捶揲技术的输入与弘扬，使中国古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极大促进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繁荣。

　　器形——融通中西文化

　　在器形方面，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影响也相当明显。主要是受波斯萨珊、中亚粟特及罗马拜占庭等地文化的影响。

　　粟特地区位于东西方交通枢纽的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粟特人经商足迹遍及欧亚内陆，在充当国际贸易转运者的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唐朝与粟特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唐朝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粟特人不但善于经商，其金银器的使用和制作都极为发达，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也最大。

　　唐代金银器中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带把杯。带把杯不见于中国传统器形中，其造型当源自粟特地区。出土的唐代带把杯，一部分系直接从粟特输入，另一部分是仿粟特器物制造的。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韩森寨出土的金银带把杯，把手呈圆环形，上部有宽宽的指垫，顶面刻胡人头像，把手的下部多带有指鋬，有些器体还呈八棱形，是典型的仿粟特器物。当然，唐人在模仿中时有创新。如有的带把杯取消了指垫和指鋬或把指垫变成叶状，杯体也由八棱折腹变为碗形、花瓣形。不少器物，造型虽取自粟特器形，纹样却是典型的唐代本土特点，骤视之恰如外国器皿，细审之却又纯粹是中国风味。

　　高足杯最早出现于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代沿用。罗马—拜占庭式的高足杯在唐代以前就已传入中国。唐代金银器中的大量高足杯很可能是受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响而制作的。由于萨珊控制着中国通往拜占庭的交通要道，拜占庭器物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也有可能是间接的。高足杯这种西方特征的器物传入中国以后，唐代工匠并未直接地全部仿造，最为明显的是器物的装饰纹样。唐代高足杯上的纹样主要是缠枝花草、狩猎和各种动物纹，都是常见于其他种类器物上并为当时人们所习惯和喜爱的纹样。

　　对唐代金银器影响最大的另一个地区是萨珊。萨珊是3—7世纪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朝，其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其金银工艺举世闻名。公元651年，萨珊被阿拉伯人灭国后，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再加上此前唐王朝曾与萨珊王朝频繁通使，其发达的金银器制造技术很自然就传到了中国并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制造。唐代金银器中的金银长杯就是对萨珊式银器的模仿和改造。多曲长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萨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身呈变化的曲线，宛如一朵开放的花朵，唐朝人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萨珊式多曲长杯内部有突出的棱线，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使用功能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优美的形态和使用上的缺陷成为实用与观赏之间的矛盾。为此，唐代工匠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内壁突起的棱线，经过不断的改进和调整，中晚唐时期的多曲长杯，表现出了全然不同于萨珊式长杯的面貌，并最终成为唐代的创新作品。

　　唐代的外来金银器皿在中国的实用价值并不大，多是作为奇珍异物收藏赏玩。那些仿粟特的带把杯、仿拜占庭的高足杯和仿萨珊的长杯虽然出现一时，却并没有广泛流行。但是通过模仿，工匠掌握了西方金银器制作的主要工艺，使得唐代金银器的总体风格为之一变，一些不见于中国传统的新器物也纷纷出现。唐代金银器中的输入品、仿制品和创新品的演变过程，正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扬弃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纹样——博采众家之长

　　唐代金银器上的纹饰也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影响。早期的器物，受到的影响更大。来自域外的纹样主要有：

　　立鸟纹：颈有绶带的立鸟纹常见于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上。唐代金银器上的鸟衔花草、绶带或方胜纹样显然受到了萨珊金银器的影响。不过，唐代的立鸟纹大多姿势优美，体态生动，尤其是后来，它们以中国人喜爱的成双配对的形式出现，并增添了飞腾的动感。而萨珊的立鸟呆板，多侧身像，身体僵直，皆单个出现。

　　翼兽纹：唐代早期的银盒中，有的顶部和底部的中心均饰带翼的狮、鹿等，周围绕以麦穗纹圆框。萨珊和粟特器物上的动物多为想象出来的形象，将各种动物添加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中国古代神话和纹饰中也有翼兽，但似乎与魏晋隋唐时期流行起来的翼兽纹没有直接的承源关系。唐代金银器上的这种纹样显然接受了萨珊艺术的内容，在接受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不少变化。主要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类或宝相花与徽章式纹样并存于一件器物上。8世纪中叶后，这种装饰手法在唐代金银器上消失。

　　缠枝鸟兽纹：唐代金银器上有发达的缠枝忍冬、缠枝葡萄纹，其中穿插飞禽走兽。在公元前后的地中海、黑海地区，曾非常流行葡萄卷草间点缀禽兽的纹样。缠枝鸟兽纹很有可能是在中国传统云气纹样的基础上糅合了外来纹样的特质而形成的。也有人认为，缠枝纹伴随着佛教艺术出现在中国，早在南北朝时就已十分成熟而流行，唐代金银器上的这种纹样应是南北朝风格的发展延续。

　　联珠纹：在唐代前期金银器上极为多见，主要来自波斯萨珊和粟特艺术。

　　摩羯纹：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被尊奉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见于古代印度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中。东晋时期，随着佛经的汉译，摩羯被介绍到中国。到了唐代，它成了金银器中较为常见的装饰图案。由于阿富汗的伯格拉姆遗址出土的贵霜时代遗物和中亚萨马尔罕片治肯特粟特人遗址中，也有摩羯纹样，所以摩羯纹有可能是从中亚间接传入的。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对于唐代金银器来说，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主要的，而影响又是相互的。在金银器上，西方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唐代的文化因素。比如唐代的缠枝卷草纹、云气纹利鱼子纹等纹饰工艺就为粟特银器所取法。中亚西亚传统的银器只有圆形口的，后来也出现有分曲花瓣口形制，这明显是中国影响的结果。

　　唐代金银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并由此形成耳目一新的独特风格，一方面反映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外来文化影响的真实活力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和现实时，外来事物的影响就越发加大，艺术观赏情趣也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金银器中的仿制品和创新品是否被人们接受或能否流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外来文化所持有的宽容心态以及外来文化启迪、引发人们放弃对许多传统的恪守，逐渐改变了自己某些固有的观念和生活，创造出了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