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六百年离散录 虽分隔却气息相通

　　　《富春山居图》正在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展出，观者云集　　


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采访全国“两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温总理动情地讲述了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的故事。

　　这幅画，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总理“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用画的合璧寄语两岸的团圆。

　　从元代绘就至今，《富春山居图》已历600余春秋。人世间沧海桑田，山水依旧，此画却分作两半，翘首相望。一缕乡愁，隔在浅浅的海峡。

　　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富春山居图》的传奇故事，蕴含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


　　画中兰亭

　　在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三楼书画展厅，一幅长卷平铺舒展在大型展柜中。LED灯散发的冷光下，画卷上已经泛黄的画纸更显年代悠远。

　　这幅长卷宽30余厘米，长足有6米，但前后多是题跋，真正的画作，只是画心处横51.4厘米、纵31.8厘米的一幅古画。长卷引首处四个大字“富春一角”，道出了这幅古画的显赫身世——它就是温家宝总理提到的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富春山居图》，不过不是全部，只是“一角”，不足全作十分之一。这尺许画卷中，淡雅笔墨勾勒出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自成气象，别有意境。

　　因为在“两会”上被温家宝总理提到，这幅承载了太多悲欢离合的国宝画作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是幸运的，正在浙博武林馆区展出的《山水之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馆藏明清山水画》，是《富春山居图》入藏浙博50余年来第4次公开展示，而且时间长达3个月。此前，《富春山居图》公开展出最长的一次为10天，最短的一次，仅仅1天而已。

　　被浙江博物馆视作“镇馆之宝”首位的《富春山居图》，历来是重点保护对象。对纸张脆弱的古画来说，温度、湿度的变化和灯光直射，乃至每一次展卷，都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因此，《富春山居图》长久以来被深锁库房，妥善保存，很少有人能够一睹其真容。

　　“以前浙博展出条件欠缺，这幅画很少拿出来展出，直到去年12月底，武林馆区建好后展出条件才改善。书画展厅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山水之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馆藏明清山水画》。”浙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浩说。

　　在浙博武林馆区，安放《富春山居图》的展柜是从德国进口的，24小时恒温恒湿，连展厅的灯光都选用了光线柔和的冷光源LED灯。这样的展出条件在国内的博物馆中也不多见。于是，《富春山居图》才得以“破天荒”地公开展示3个月。全国“两会”之后，参观者骤增，浙博又临时决定，将展期从3月20日延长到5月20日。

　　以画作的咫尺片段就堪当稀世珍宝，《富春山居图》究竟是怎样的一幅画呢？

　　浙博的展板上这样介绍，《富春山居图》纸本水墨，高一尺余，长二丈四尺，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被誉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图绘富春江两岸秋初之景。开卷描绘坡岸水色，远山隐约，接着是连绵起伏，群峰争奇的山峦，再下是茫茫江水，水天一色，最后则高峰突起，远岫渺茫。山间丛林茂密，点缀村舍、茅亭，水中则有渔舟垂钓。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层次分明，大片的空白，乃是长卷画的构成特色。笔墨上已显然取法董源、巨然，但更为简约利落。山石的勾、皴，用笔顿挫转折，随意而似天成。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晚年的代表作。这幅画有‘画中兰亭’之称。”陈浩告诉记者，“它对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就像王羲之《兰亭序》对中国书法的意义一样。”

　　只是，画中兰亭的真迹已一分为二，天各一方。浙博所存，乃画卷前半卷，世人称之为《剩山图》。后半卷《富春山居图》又称《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稀世珍宝数

　　以百万计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同样是“十大镇院之宝”之一。

　　黄公望(1269年-1354年)本名陆坚。幼年被永嘉(今浙江温州)一位叫黄乐的老翁收为义子。黄乐很喜爱陆坚，初见他时曾言：“黄公望子久已。”所以，陆坚改名黄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曾在元大都做过书吏，因上司贪污，他受连累被抓进大牢。出狱后，黄公望改号“大痴”,从此信奉道教,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卖卜为生。

　　年过五旬的黄公望隐居富春江畔,师法五代宋初的董源、巨然一派,潜心学习山水画,为明清画人大力推崇,成为“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之首,开启了元明清文人山水画的路子。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79岁高龄时开始创作的。一次从松江归富春山居，偕好友无用禅师同行。应无用禅师之求，黄公望就在他的山居南楼援笔作此长卷。但他经常云游在外，而画卷留在山中，只得“逐旋填札”。经过三四年之后才题款，但最后何时完成，不得而知。清王原祁在《麓台题画稿》中说是经营七年而成，黄公望自动笔至去世恰恰是七年，堪称呕心沥血之作。

　　《富春山居图》完成后不久，黄公望就离开了人世。据黄公望在该画上的题款称，他把此图送给了好友——无用禅师。我们因此可知，《富春山居图》的第一位藏主，即是无用禅师，从此这幅画作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大烬余残本

　　浙江博物馆所藏《剩山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手中所购。今人所见装裱《剩山图》的《富春一角》长卷，即为吴湖帆整理制作。

　　《富春一角》长卷的画心《剩山图》，不过长宽几十厘米，但吴湖帆收藏时，在画卷上添加引首(手卷术语，中国书画手卷装裱上所留空白纸方地位，可以在上面题写。因在开卷时首先看到，故以此得名——记者注)、抄录前人题跋、画黄公望像、自述流传经过及题诗等等，整幅画卷已长达数米，堪称《剩山图》的全景介绍。

　　在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楷书题写的引首中，我们可以窥见这幅画作的离奇身世：“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真迹大烬余残本。”引首后另有加注：“此为荆溪吴氏云起楼所藏之本也，前幅尚有数尺已罹劫灰，其后幅久归清内府。”

　　注中所说“荆溪吴氏”，指的是明末清初大收藏家吴洪裕。“云起楼”乃吴家藏书楼。藏品之中，《富春山居图》是吴洪裕至爱，为此，他还专门盖了一栋“富春轩”作珍赏之所。

　　根据画上题跋所记载，《富春山居图》最初是画家为无用禅师所作。一百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此画为著名画家沈周所得。至明万历年间，又归大书画家董其昌所有。不久又转手为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藏。吴之矩死后传给其子吴洪裕。

　　吴洪裕对《富春山居图》的喜爱到了偏执狂热的程度，可就是他的这份畸形的爱，险些让《富春山居图》沦为陪葬品。这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富春山居图》险遭“火殉”的故事。

　　由于吴洪裕没有儿子，临终前，他便叮嘱家人，要把一生最爱的两件宝——智永《千字文》真迹和《富春山居图》一起投火为殉，使他在九泉之下仍可持有这两件书画作品。(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南北朝和隋代书法大家，书法造诣冠绝当世。其作品尤以《千字文》为多，现今仍有墨迹存世——记者注)

　　王羲之《兰亭序》真迹被李世民带入陵墓殉葬，吴洪裕以智永《千字文》和《富春山居图》效仿之，倒是应了《富春山居图》“画中兰亭”之名。只是，这个荒唐透顶的举动，给《富春山居图》乃至中国书画史，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时的著名画家恽寿平在其《南田画跋》中这样记录:

　　“吴问卿(吴洪裕字)生平所爱玩者有二卷，一为智永《千文》真迹，一为《富春图》，将以为殉。弥留，为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迹，自临以视其烬。诘朝焚《富春图》，祭酒，面付火，火炽辄还卧内……”

　　吴洪裕就此安心闭眼，撒手人寰。而就在他转身离开的瞬间，“其从子吴静庵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

　　然而由于火势太猛，经吴静庵抢救出来的画卷，已断裂去前面五尺许。中间烧出数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被烧毁的五尺，画的是城楼隐约，平沙无垠，为富春江口出钱塘的景色；五尺之后，才是峰峦云树，坡石起伏，恽寿平称它“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

　　吴静庵救出此卷后不久，经由当时极富鉴别能力和修复能力的古董商人吴其贞之手，将烧焦的部分细心揭下，发现还有尺许画卷完好，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这尺许完好画卷，为吴其贞所得。另外一段长余6米，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重新修复装裱，仍是一幅恢弘长卷，归为吴静庵收藏。

　　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段，身首异处。

　　前段尺许画卷，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因是火焰焚毁的画卷所剩，所以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而且，为了掩盖火烧痕迹，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的题跋被切割下来，挪至画首。跋中写明《富春山居图》是为“无用师”所画，所以此段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

“剩山”重现

　　650多年前，《富春山居图》诞生；350多年前，该图一分为二。画裂两卷，各表一枝。先说《剩山图》。

　　流落到古董商人吴其贞手中的《剩山图》，自然免不了被高价转卖的流离命运。1669年，《剩山图》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重金购得，辑入《三朝宝绘册》。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

　　《剩山图》再次面世，已是两百多年后的1938年。


　　原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汪济英告诉记者，那时候的《剩山图》只是一张古旧的画作，上面无题、无款、无识，很难鉴定。“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它被送到当时书画鉴定的大行家吴湖帆眼前。”

　　当世之时，吴湖帆在中国绘画界、鉴赏界、收藏界都是成就显赫的头面人物。

　　作为画家，吴湖帆早年与溥儒并称为“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在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作为鉴定家，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湖帆有鉴定“一只眼”的外号，意即“触目立判真伪”，足以想见他在鉴定界的权威性。

　　而作为收藏家，吴湖帆更是家学渊源，家藏巨富。其祖父吴大澂就是清末知名的画家、收藏家，家学渊源，家藏丰厚。吴湖帆成年后娶苏州名门潘氏之女潘静淑为妻。潘静淑曾祖潘世恩为清道光时宰相，伯父潘祖荫为清光绪时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其攀古楼所藏文物富敌东南。潘静淑嫁资中金石字画之巨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吴湖帆岳父潘祖年又赠之以极其珍贵的宋刻《梅花喜神谱》。吴湖帆居室别称“梅景书屋”，即由此而得名。

　　话说1938年秋，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上海古董名店汲古阁的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吴湖帆既是曹的“大客户”，也是他的“顾问”，二人交往日久。曹友卿此行就随身带了一幅刚刚买到的残卷，请吴湖帆“掌眼”。

　　展卷之下，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剩山图》，当即向曹友卿提出购买。

　　曹友卿也是行家，一听吴湖帆要买，自然知道这幅画是至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青铜重器周敦(敦，古代食器)，这才换来了这幅残卷。说来稀奇，吴湖帆近一个月的大病，就此霍然痊愈，为此还专门赋诗一首。

　　不过，汪济英告诉记者，吴湖帆当时判断《剩山图》的主要依据，是凭一个画家和鉴定家的眼睛和见识，要确认无疑还需要相关实物、痕迹辅以佐证。事实上，吴湖帆虽然不惜大价钱换来了残卷，但也没有轻易下结论认定就是《剩山图》。他紧接着做了一系列求证工作。

　　据曹友卿所说，这幅残卷是从一个画册中拆页所得。这本画册，即为王廷宾所辑《三朝宝绘册》，当时流落到江阴一户姓陈的人家。这家人却不识“金镶玉”，将画册拆页零售。

　　吴湖帆和曹友卿找到这家人，居然从其家中找到了被当作废纸的王廷宾题跋，文中详述了《剩山图》的由来和流转过程。

　　这篇文章虽然很有史料价值，不过单凭王廷宾为自己藏画所作的题跋，亦不能断定这幅《剩山图》就是当年“火殉”幸存的那尺许残卷。

　　最终让吴湖帆确认手中残卷就是《剩山图》无疑的，是《富春山居图》的另外一部分——藏于故宫的《无用师卷》。

　　书法家沈尹默，在其为《剩山图》题眉时注曰：“其后幅(《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久归清内府，晨岁余与湖帆共预故宫博物馆审查书画之役得寓目焉”。

　　《剩山图》摆到了吴湖帆面前时，他之所以能一眼将其认出，与他亲眼观赏过同属一卷的《无用师卷》真迹应该大有关系。

　　此后确认《剩山图》，吴湖帆又找到了这两幅残卷的“血脉联系”。

　　在吴湖帆装裱的《富春一角》卷上，有一张《富春山居图》前后段画卷连接照片的影印。这幅照片，就是吴湖帆为鉴定《剩山图》所摄。在分别了两百多年后，《剩山图》和《无用师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短暂重逢。

　　尽管被人为割裂，但《富春山居图》的神韵没有断开，本是一幅画作的《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如一奶同胞，自有血脉互通。

　　《富春山居图》是用六张宣纸连接而作的长卷，每个连接处都有骑缝印章。《剩山图》和《无用师卷》连接处的上端，就盖着一枚吴之矩的白文方印。这枚印章加盖时，《富春山居图》尚是一幅完整长卷。

　　虽然《剩山图》经过不同藏家装裱，经过截边，比《无用师卷》窄了1.8厘米，但两段画卷合在一起时，这枚印章仍严丝合缝。

　　那场“火殉”之灾，在《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留下了共同的伤疤。吴湖帆在照片上勾勒出五处火痕。从《无用师卷》向右至《剩山图》，五处火痕几乎等距分布，而且越往右火痕越大。可以想见，当年《富春山居图》卷轴在火中被灼烧的惨景。

　　中间的一处火痕，恰好就在骑缝章之下，两段画作各半。吴湖帆在旁加注：“下方石坡、小树、沙脚，除火痕空处各经补笔外，余皆一气连属。”

　　自此，《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他也有了一个新的自称：“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假作真时真亦假

　　实际上，吴湖帆能够通过《无用师卷》影印本的比对确认《剩山图》，多少也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候，《无用师卷》被确认为《富春山居图》真迹也不过四五年光景。此前，它作为乾隆皇帝“御批钦定”的“假画”在故宫存放了近200年。

　　清乾隆十年(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加盖玉玺，赋诗题词。没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又被进贡到了御案上！

　　这一幅才是黄公望真迹，即《富春山居图》后大半段《无用师卷》。自遭遇“火殉”之灾被分为两段后，《无用师卷》先后经历了张范我、季寓庸、王鸿绪等几位收藏家，乾隆年间辗转入宫。

　　而此前，乾隆已经得到的那一卷《富春山居图》，实际是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的题款。因为伪作题款中说是为“子明隐君”所画，所以这幅画又被后人称之为《子明卷》。

　　事实上，《子明卷》的仿制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皇帝还是在这个并不高明的伪作上“打眼”了。

　　有皇帝深信《子明卷》在前，《子明卷》和《无用师卷》究竟孰真孰假？这恐怕就不只是画作的真假问题了。最终，在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礼部侍郎沈德潜等几位大臣的附和下，乾隆认定《子明卷》为真迹。不过，他同时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花了“二千金”把《无用师卷》留在了宫中，列入“石渠宝笈次等”。

　　此后，梁诗正受命代笔在《无用师卷》上题跋，解释了花大价钱买“赝品”的初衷：“……此卷笔力苶弱，其为膺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续入《石渠宝笈》，因为辨说，识诸旧卷……”

　　乾隆皇帝颇有风雅兴致，一大爱好就是把玩皇宫收藏的历代名画，之后在上面留下题画诗。而《无用师卷》画上，除了这段“御识”，再没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笔”。

　　再看《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先后题了48年、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是这样还意犹未尽，最后实在没有地方题字了，乾隆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富春山居图》真迹，却以赝品之名得以保全“清白身”，可谓离奇大幸。

　　乾隆逝后，翰林院编修胡敬等校阅石渠旧藏，《无用师卷》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但仍无人为其正名。

　　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二百年。直到1933年，北京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暂存至1936年。《无用师卷》、《子明卷》都在其中。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用师卷》、《子明卷》的真假是吴湖帆鉴别出来的。而记者查阅的《吴湖帆日记》、《吴湖帆年谱》、《吴湖帆传》等都没有谈及此事，相信这只是一个讹传。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实际上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现在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清宫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真伪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山图》时，《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设若世间仍以《子明卷》为真，则《剩山图》真迹只能是吴湖帆眼力所判，与《子明卷》对照之下，恐怕真的会“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虽分隔数百年，却气息相通，正名、现世相隔不过几年。冥冥中，《富春山居图》自有神韵相继，画虽断，而魂未分。

　　此后的十余年中，《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辗转运抵南京、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

　　从此，将它与《剩山图》分隔开来的，就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

　入藏浙博

　　《剩山图》居于上海吴湖帆“梅景书屋”中十余年，直至1956年。这一年，吴湖帆将他装裱珍藏的《富春一角》长卷出售给了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湖帆何以舍得转让这幅“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据说，当时在浙江省文管会供职的沙孟海获知《剩山图》藏于“梅景书屋”，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湖帆看到新中国政府相当重视书画文物，爱护不遗余力，深受感佩，终于同意割爱。

　　由于当时经手《剩山图》转让的几位当事人皆已作古，这一段文博界传奇的诸多细节已经无法重现。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汪济英当时也是文管会成员，他的回忆或可弥补一些片段。


　　汪济英告诉记者，文管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收购《剩山图》，与其人员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53年冬天，转业干部汪济英被分到文管会。作为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军人，初到这个终日与古物打交道的沉闷机构，汪济英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他就被文管会聚集的众多饱学之士所倾倒，至今提起来，汪济英仍对当时一众学者、专家身上所特有的高士风范心神向往。

　　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学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在江浙文化界声望极高。他把一大批文化名人召集到文管会之中。

　　文管会成立后不久，因邵裴子身体不好，就由副主任郦承铨主持工作。郦承铨是名动江南的书画大家、鉴定家，二十岁出头时就已成名。1949年春天，郦承铨正在台湾大学讲学。听说解放军要渡江了，立刻辞掉教职，冒着纷飞战火赶回来，迎接新中国。正是他在任时慧眼识宝，力排众议，拍板决定收购了《剩山图》。

　　沙孟海先生更是传奇。他是当世中国书法巨擘，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其二弟沙文求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时牺牲；三弟沙文汉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第一任省长；四弟沙文威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隐匿了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

　　沙孟海与吴湖帆交情较深，收购《剩山图》就由他具体操办。而为了说动吴湖帆，沙孟海还请来了钱镜塘、谢稚柳等书画、鉴定名家从中周旋。还有著名书法家、文物鉴定家朱家济，著名学者、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

　　汪济英说，这样一批深明大义的学者名流，都与吴湖帆有着或多或少的交往，在书画艺术、收藏鉴定上又与吴湖帆心有戚戚，这才能让他觉得，《剩山图》转让给国家保存是真正得其所哉。

　　没想到的是，吴湖帆虽肯售，文管会要买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首先就是价格。吴湖帆要价5000元。这在上世纪50年代可算是一笔巨款了。

　　“就《剩山图》来说，吴湖帆要价不高，甚至可以说低价转让。”汪济英说，“虽然只是《富春山居图》一角残卷，但它仍称得上价值连城。”

　　但对浙江文管会来说，这个价格就太高了。浙江省文管会的职责是调查与保护全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但不属收藏单位，因此没有固定的购藏经费。一下子拿出5000元，文管会全年经费被占去大半，势必影响其他工作。

　　另外就是对《剩山图》真伪尚有争议，虽然主要专家都认定吴湖帆所藏为真，但仍有不少人怀疑。个人收藏家花大价钱买了赝品是“打眼”，只能自认倒霉，可要是花公款买到的却是赝品，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汪济英还曾听说过一个传闻，当时吴湖帆转让《剩山图》有一个条件，搭售一幅元代王蒙《松窗读易图》。对这幅画的争议更大，几乎是众口一致认定赝品。买这幅，几乎就会被看作“知假买假”。这给文管会又出了个难题。不过，这幅画此后没有了下文。汪济英说：“也许搭售一说本就是个传闻，也许最后是文管会做通了吴湖帆的工作，总之文管会还是用5000元买到了《剩山图》。”

　　最终拍板做出购买《剩山图》决定的，是文管会副主任郦承铨。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当然，郦承铨也承担着极大压力。汪济英说，他曾在郦承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记录：“余力主购黄公望《富春图》残卷，谤议朋兴……”

　　虽然当时有非议，但《剩山图》终于入藏浙江博物馆，如今已成“镇馆之宝”。几十年后，《富春山居图》的这幅残卷公开大展，今人大众亦可近观赏鉴，传世名画也由此幸得其所。

廿年夙愿

　　前半卷《剩山图》在大陆浙江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承载着太多悲欢离合，也折射着海峡两岸同胞骨肉分离的历史。

　　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牵头力推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但一路波折，终未成功。

　　“那时候的两岸文化交流远没有今天这样热络和频繁。”时任浙江省台湾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杨建新说，当时浙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台湾沟通，希望两岸《富春山居图》能合璧展出，但没有得到反馈。


　　于是，杨建新另谋他法，促成了一个“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圆合活动”——既然两幅真迹还不能走到一起，那就请两岸画家一起来临摹。

　　1999年7月13日至21日，这个活动在当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原创作地富春江畔举行。30多位海峡两岸著名书画家联手临摹了《富春山居图》长卷，一时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盛事。

　　直到2005年，《富春山居图》合璧一事才出现转机。浙江博物馆通过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牵线，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反馈：浙江博物馆《剩山图》先去台湾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来大陆展览的事先不谈。

　　杨建新当时表态，希望实现两岸《富春山居图》的交流，有来有往。浙江博物馆的《剩山图》去台湾展览没有任何问题，但希望台湾方面承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能在适当的时候赴大陆与《剩山图》合璧展出。

　　“但当时台湾方面连这样一个遥远的承诺都不愿意。”杨建新遗憾地说。

　　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是两岸故宫博物院60年来第一次合展，其中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有37件，包括多幅表现清宫生活的珍贵画像。这也被浙江博物馆视作《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的一个契机。

　　浙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探讨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一事。他告诉记者：“目前台湾方面有些技术性的障碍。《富春山居图》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珍贵文物，是七十件限展文物之一，从来不能出馆；另一个方面，台北故宫提出了让我们匪夷所思的‘司法免扣押’要求。”

　　所谓“司法免扣押”是指台湾方面希望大陆能通过法律，免扣押在大陆展览的文物，言下之意，就是担心他们的文物到大陆展出时被扣留。对此，陈浩回应说：“我觉得台湾方面对这方面的担忧是多虑。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也有文物进出境的管理条例，保证境外进来的物品，包括文物，在6个月之内必须复(运)出境，所以不存在大陆扣押台湾文物的可能性。”

　　实际上，不要说被视为画作至宝的《富春山居图》，台湾官办的博物馆展品到目前为止还从未赴大陆展出过。而浙江博物馆一直表示可以送《剩山图》去台湾展出，但仍然希望台北的《无用师卷》能来大陆展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展览本身，更在于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浙江博物馆副馆长陈浩说：“我们希望台北故宫博物院能够走出这一步。”

　　杨建新介绍，去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艺术委员会主任林百里曾到杭州商谈《富春山居图》一事，这也是十年来他第一次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高层直接面谈。

　　“他说有难处，有些事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可以决定的，我说做不了主没关系，我们一起反映，一起争取！”

《富春》合璧待有时

　　今年全国“两会”上，《富春山居图》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之路峰回路转。

　　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在参加今年“两会”时，提交了一份提案，倡议让“分居”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能回归故里，合璧展示。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认为他的想法很好，有可行性。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冯远等政协委员纷纷在何水法的提案上签名。


　　很快，这成为今年政协会议上一个热门话题。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也提到了《富春山居图》。一句“画是如此，人何以堪”，闻者无不动情。

　　接着，温家宝总理深情殷殷地说：“我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温家宝总理的谈话引起两岸热议，也得到积极响应，给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带来了新的曙光。

　　3月15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也表示，《富春山居图》是台北故宫的七十多件重要馆藏之一，每四年轮展一次，目前排定在2012年展出，届时将是两画合一的最佳时机。

　　就在上周六，来自海峡两岸的九位山水画家，在富春江畔共同将《富春山居图》临摹于长卷上,同时还体味古意,试补了原图的残缺部分。与此同时,他们再次发出了两岸《富春山居图》真迹合璧展出的邀约。

　　同日，以整幅画卷为蓝本的《富春山居图》特种邮票在原创地浙江富阳举行了首发仪式，《剩山图》和《无用师卷》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进行了“合璧”。

　　巧合的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名作《乡愁》，也曾以邮票作意象。《富春山居图》特种邮票，不知可借这幅传世名画寄去几分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记者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