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当太上皇刻玉玺留念
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则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视。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20方玉玺中惟一的圆玺
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玺”倒是极具特色,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惟一一枚圆形印面的玉玺。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如台北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我们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有关这些御玺的情况:“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
“太上皇帝”的圆玺就在此中,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国将军德·耶赛掠走。这位年轻的将军毫不客气地拿走了数枚御玺。
被德·耶赛抢走的其中有一方印文为“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的“乾隆御宝交龙纽白玉玺”随同“太上皇帝”圆玺一同出现在了2007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
“太上皇帝”白玉圆玺现场5分钟内叫价42次,竞争相当激烈,被一位中国买家以4625万港元的高价拍得。这个价格在当年创下了中国御玺单枚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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