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和他的考古事业

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假如能在身后留下300多万字的著作，多数还能在身后一版再版，广受学界欢迎，就算非常了不起了。但李济先生的事功并不完全体现在他的著述中，实际上，他所开创的殷墟考古乃至整个中国的考古事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

张光直先生曾说李济在中国考古界拥有多个第一：1926年，当他30岁的时候，他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1928年，当他32岁的时候，他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位考古组主任，并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1945年，当他49岁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第一个国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博物院的首任院长；1949年，当他53岁的时候，他建立起中国大学第一个考古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并任系主任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最后，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主持编写一部由多学科参与、多人合作的《中国上古史》，并在1972年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史前部分》。但是，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李济，我也许会说他是安阳发掘的领导者，因为他的一生都跟安阳发掘分不开。

安阳发掘的意义重大，它不仅奠定了商代考古的基础，使商史成为信史，把“中国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李济：《安阳发掘之回顾》，《李济文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3页）；也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为初创的中国考古事业设定了最高的学术典范。李济的团队，学会了在纷繁变化的古代文化遗迹中，分辨土质土色，划分文化层；也学会了挖掘夯土基址和商王大墓；还通过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掘，解决了商文化的来源问题；在研究上则采取多学科合作方式，把中国早期文化全方位地呈现给世界学术界。安阳发掘，也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人才。20世纪后半海峡两岸考古界的领袖人物——董作宾、梁思永、夏鼐、郭宝钧、高去寻、石璋如、尹达、胡厚宣、尹焕章、赵青芳，都是在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考古事业；安阳发掘的示范意义，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

李济离开大陆的时候，已经52岁。由于社会动荡，尽管史语所考古组诸人尽心竭力，但是安阳发掘的报告却只发表在薄薄4本《安阳发掘报告》和4册《中国考古学报》中，安阳发掘的大部分成绩可以说都还没有公布于世。作为安阳发掘的领导者，李济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见。他常自叹息“将来如何交代”（高去寻致张光直信，见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三联书店，2005年，第129页）；他的后半生虽然还兼顾教书育人，实际上却也可以说是全部地投入到安阳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上了。从1948年底移居台北，到1979年去世，在李济的不懈努力下，作为中国考古报告集之四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至第五本），由李济和他的助手万家保合著，相继出版，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斚形器、鼎形器和53件青铜容器的研究；另外，他还完成了大型《殷墟陶器甲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1956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的《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系列，出了5本，均是由石璋如先生完成的；作为同系列《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之甲乙丙编》，出版了9本，分别由董作宾、屈万里、张秉权先生完成；作为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的侯家庄系列，出版了包括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大墓在内的发掘报告7本，均由高去寻先生以辑补梁思永先生遗稿的名义出版。这些朴素的黄色封面的八开本著作，摆起来像一条黄色的长龙，为安阳也为中国考古学树立了典范。这其中，李济本人的工作量已属惊人，但却只占全部殷墟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一小部分。李济放弃了出洋寻找舒服生活的各种机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安阳殷墟发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虽然这一愿望在他生前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他已经“尽其所能”。对此我们只能充满敬意，而不能有哪怕丝毫的怨言。

看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济文集》，我想也许会有人套用李济悼念胡适先生的话来追悼这位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像李先生一生的成绩，“可以说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纪念的标志。换句话说，他留下的工作成绩，就是纪念他最好的纪念品”（《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李济文集》卷五，第142页）。但是，李济一生的成绩不仅仅包括在他个人的著述里，也包括在他的同事和学生的著述里，还包括在他开创并设立了很高典范的中国考古事业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