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第一拍"名震全国 西泠印社走向新辉煌

8月14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表彰的58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中，杭州市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早在今年6月20日，西泠印社春季拍就以784万元成交价拍出了全场“标王”——清代吴历作品《山邨邨密图》而名声大震。高达1.48亿元的总成交额让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再次刷新江南艺术品拍卖纪录。

　　这一拍，使得“江南第一拍”再次名震全国。

　　这一拍，也意味着西泠印社这个百年名社经历六年改革已从濒危走向新的辉煌。

　　“半世生涯，闲吹乞食箫”

　　2000年，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赵朴初因病逝世，百年名社痛失“掌门人”。

　　同时暗淡的是百年名社的辉煌——此时的西泠印社已陷入困境。

　　1904年，浙派金石书画家丁仁、王禔、叶铭、吴隐等相聚西泠桥畔，提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发起成立专业社团，“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取名为“西泠印社”，其成立之初为民间学术社团。

　　西泠印社成立10周年之际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任社长：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开山代表吴昌硕先生。吴老德高望重，他的出任，使西泠印社的影响力从一个地区扩大到了海内外。此后，入社者均为精擅篆刻、书画、鉴赏、考古等方面的专家。李叔同、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及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等国内外金石书画大家相继入社。

　　“罗列金石书画千余幅于社，张挂四壁，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布。”每年清明、重阳节前后，西泠印社社员雅集孤山，鉴赏诗书、交流印学，诗词吟咏、笔墨酬唱，不仅繁荣了西泠印社的社团文化，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宝，供后人敬仰、学习和研究。

　　历经百年传承，西泠印社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同时建立起西泠印社出版编辑部、书画社等，致力于中国传统金石书画的推广与传播，成为我国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学术团体。因其在国际印学界享有极为崇高的学术地位，被赞为“天下第一名社”。

　　但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泠印社发展陷入重重危机，几乎停滞不前。

　　西泠印社出版编辑部因其经营管理不规范，被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下令停业整顿，西泠印社顷刻间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

　　雪上加霜的是，因同系统的杭州市电影有限公司开始转企改制，其原本为西泠印社综合管理机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西泠印社担保的400万元贷款，因体制和人事的变迁而无法继续提供担保，西泠印社顿时现金流枯萎，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当时正值2002年春节，西泠印社的书画社、出版社等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更别说奖金了，当时的日子真难过啊。”西泠印社集团公司董事长钱伯皓8月上旬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十分感慨。

　　然而，比发不出工资更让人棘手的是：2003年,因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推进,西泠印社位于湖滨黄金地段的经营场地——杭州书画社，面临拆迁。

　　西泠印社大量的珍贵文物一直存放在不具备文物保管条件的临时库房，缺水、缺电、缺设备，“三个保安一条狗”成为这些文物保护的唯一安全屏障。大量的国家一、二级文物，面临着高风险的安全隐患。

　　西泠印社孤山社址被康有为称为“湖山最胜处”，早在上个世纪就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由于体制不顺、机制不畅、保护资金短缺，社址建筑年久失修，2003年西泠印社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在社址修缮中发现位于半山腰凉堂里的一根大梁竟然被白蚁几乎蛀空，随时面临垮塌的危险。

　　据钱伯皓回忆：“当时晚上八点多钟，我和班子其他几位成员匆忙赶到现场，看到这一幕真是手脚发凉，如果没有及时发现，一旦大梁垮塌，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的百年名社，境遇如同凉堂上的这根大梁一样岌岌可危!

　　置之死地而后生，西泠印社综合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

　　置之死地而后生

　　2003年，西泠印社书画社、出版社等开始“事转企”。“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难题摆在了西泠印社领导面前。

　　一些做印泥、装裱、营业的职工被分流到企业，他们无法理解，频繁上访。

　　“职工一共来上访了7次。一来一堆人，每次办公室站不下，就请他们去附近的宾馆会议室。”时任改制办副主任的金鸣说。

　　为了做好政策解释工作，西泠印社改制办印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百答百问提供给所有职工，只要是职工书面提问，改制办一律采取书面反馈。

　　对于人员分流，西泠印社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要求，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符合政策的职工，安排提前退休;对申请辞职自谋职业的职工，进行规范补偿;对那些既不符合政策退休又继续留下的职工提供了多渠道、多层次的择业机会;对暂时待岗的职工，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进行补助。整个改制过程中没有一位职工由于自身主观是努力的、但岗位条件不提供而丢掉饭碗。

　　同时，西泠印社较早采取考试上岗的方式，按照“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和“内外结合，先内而外”的原则择优录取，在人员安置上给予了内部人员一定的倾斜，职工普遍对这种程序和办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2002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公开招聘社长，原浙江丽水松阳师范学校副校长江吟通过招聘考试出任西泠印社出版社社长。

　　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杭州市委、市政府给予西泠印社大力支持。西泠印社办公场地搬迁后，市委市政府提供了近1000平方米的固定办公场地，协调安排了500平方米设施良好的库房，同时每年提供近100万元专项文物保护经费，并连续两年安排文化体制改革的专项扶持资金。

　　从2003年3月启动改制，至2004年第二季度人员分流完毕，转企职工全部签订新的劳动合同，2003年12月，改制主体——西泠印社事业法人注销。西泠印社创造了杭州市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西泠速度”。

　　西泠印社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它穿越了时代变迁。整个西泠印社系统的人都是一群擦镜子的人，把这面百年铜镜擦亮，才能照耀整个行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的文化品牌照亮。

　　在体制改革前，西泠印社社团、孤山社址、经营部门、出版社、事业单位对外都称“西泠印社”，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在一起，社团、事业、产业无法按照各自的规律运作，最终互相钳制，各种资源要素陷于内耗而无法形成合力，因此重塑发展主体，明晰主体界限成为西泠印社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的关键。

　　2003年，直属杭州市委的管理机构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成立，负责协调管理西泠印社的日常事务，承担起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职能，如文物保护，品牌保护，公益性教育培训等。

　　在改革中，社委会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重新分类定位，社团、社委会、产业三大类主体最终得以确立。

　　如何用好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选择发展什么产业，成为西泠印社继主体确立后考虑的主要问题。

　　“以前西泠印社也为一些活动冠过名，但是它们文化含量不高，不符合我们的品牌内涵，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钱伯皓说。

　　经过研究，西泠印社最终选定发展艺术品行业。围绕艺术品原创，加工、增值与市场交易这三个方面，吸收社会资金，以有偿许可、统一管理品牌使用权的方式，建立起西泠印社鉴定评估中心、倚石苑书画有限公司、拍卖公司、广告传媒公司等一系列新型公司主体，形成一条以品牌和资产为“双纽带”的产业链。

　　2008年2月1日，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这是西泠印社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新一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平台。

　　文化创意产业大繁荣

　　2003年11月，西泠印社迎来百年华诞，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受邀出任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

　　随后，西泠印社顺利完成国家级社团登记，解决了困扰社团多年的身份问题。伴随着这个承载了100余年历史的百年名社的回归，西泠印社各项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西泠印社出版社充分借助西泠印社的文物收藏、活动创作优势和研究成果，先后策划组织了《吴昌硕全集》、《沙孟海全集》等一批重点出版项目，承担了国家大型文化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编辑出版任务。

　　2007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章艺术史》入选首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并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8年，《中国古代石窗》入选第二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改制以来，图书出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每年人均创利10万元。

　　2005年，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首次亮相，春秋两季拍卖会分别取得了1.96亿元和2.52亿元的佳绩，创造并刷新了长江以南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赢得了“江南第一槌”美誉，成为浙江省艺术品行业第一纳税大户。

　　2008年，国内艺术品市场受经济危机影响，普遍走下坡路，西泠印社拍卖公司逆势而上，一幅潘天寿的《春光水暖图》，拍出了2072万元高价，创造了潘老作品的最高价，极大地振奋了艺术品业的自信心。

　　2002年至2008年，西泠印社产业总体销售收入年平均增长53.9%，净利润增长151.5%，经营性国有净资产平均年增长48.85%。

　　2008年，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三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被浙江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评为首批“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其时浙江省委领导同志曾多次考察、调研西泠印社文化体制改革，对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

　　“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升级相同步，文化体制设计与产业发展相合拍，我们抓住了艺术品发展这个朝阳产业，尝到了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甜头，这些也许是西泠印社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钱伯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