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文化没神圣感 就完了（二）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精神高度”

　　记：马上要开全国“两会”了，这次会准备什么提案？

　　冯：2008年我提了一个国家文化战略问题，这次可能还是就这个战略问题提一些更具体可操作的想法。

　　记：能具体谈谈吗？

　　冯：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机构、设施，像罗马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美国爱乐乐团、莫斯科大剧院等一样，要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美国作家哪些有名，大家都知道，中国老百姓知道的东西受媒体影响太大，像韩寒、郭敬明这些，比鲁迅、《红楼梦》还知名，而且有些人还可以改《红楼梦》，这不就乱了套吗？

　　我觉得国家应该有荣典制度，不能都像常香玉一样，死了以后才是人民艺术家，谢晋死了以后才是大师，活着永远不是大师，这就麻烦了。有人竟荒唐地说，现在没有大师。怎么没有大师啊！

　　一个国家没有精神高度不行。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没有神圣感，这个民族就完了。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神圣感是有的，但对于当代最高层文化的神圣感还树立不起来。2009年我想就这个问题要往深处谈。

“我的人生拒绝句号”

　　记：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哪些计划？

　　冯：我的脑子里长篇中篇都有，都有很完整的想法，但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勉强。因为写小说有一个麻烦，它需要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面活一段时间。我脑子里有个想法，但是还不能告诉你。应该是中国当代变革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个思考吧，我会用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写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已经开始写了。

　　记：您觉得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冯：如果讲作家有什么先天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悲悯。如果一个作家不悲悯，我觉得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无论是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还是鲁迅，我觉得都是对人间怀着一种巨大的悲悯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爱。

　　爱仅仅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爱心而已，悲悯首先是要站在弱势的角度和立场上，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

　　记：对人生的目标有过预期吗？

　　冯：还没有达到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拒绝句号》。人随时可以给自己画个句号。我害怕句号。我认为最积极和充实的人生，是不断努力地把句号变为逗号。

　　记：66岁，还这么有激情？

　　冯：为什么不呢？我现在身体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病；思路也非常清晰，这两天我正要做一个年画展，刚刚还写了一篇年画史的文章；我现在记忆力非常好，看书也不太会忘；文字也到了得心应手的状态，特别是最近几年，文字逐渐地变得比较精熟起来。我自我感觉现在仍然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守望精神家园

　　冯骥才是一个我必须去“仰视”的人，他的个头(身高1.9米)实在太高了，但是更打动我的，是他在事业上的高度。

　　采访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进行。研究院的入口处挂着一幅他的书法：挚爱真善美 关切天地人。

　　冯骥才的言谈举止总会流淌着一股炙热的情感。2007年他做客“艺术人生”时，主持人朱军就被感动，当即把当年上半年的工资捐给冯骥才的基金会，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他拿出一本《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书笑着对我说：“这是朱军工资的成果。”

　　在冯骥才看来，对文化遗产的终极保护是全民保护，只有人民觉醒了，开始热爱自己的文化了，中国的文化才有希望。在大多数人觉醒之前，他愿意去做一个孤独的实践者。

　　看书和写作是冯骥才一种“高贵的嗜好”，他有三个书房，可以自由地穿行。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为了用行动来实现思想，他把书房又搬到广阔的田野上。“我最喜欢到第一线最下面去跑，因为接触到的是活生生的文化生命的本身，可以触摸到文化的体温和它的脉搏。”

　　冯骥才的“身份”如今已越来越难以定义。

　　他是一个四面出击的人，文学、绘画、文化保护……样样都出彩。他对我讲，一个人活着就是做充分的自己，充分把自己的心、思想、才情拿出来，“一个人不要被社会分工搞乱了，关键是搞清自己。”

　　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冯骥才一直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方式，寻找心的出路。他不是一个把手段当目的的人。

　　在当今很多人越来越迷恋“个性化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风气下，冯骥才没有跟风，“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张扬个性，但是谁来张扬我们民族的个性，谁来张扬我们文化的个性？”他在用行动保护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的情感和文化根脉。

　　这种担当无疑已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但是，“我自己只能放弃个人艺术的或者是创造的欲望，来服从一个更大的时代性的、历史性的使命，这是别无选择的。”

　　面对经济大潮对文化的冲击，他坚持要做文化保护的守望者，“不要让灵魂下跪，这是我从文做事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