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文化没神圣感 就完了(一)

继作家张平就任山西省副省长、铁凝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又一位知名作家因戴上“官帽”而备受社会关注，他，就是冯骥才。去年底，这位中国“个子最高的作家”被聘为国务院参事，成为决策层的高级智囊。与此同时，冯骥才又荣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8年度文化人物”，这一系列荣誉集为一身，决非偶然。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在推进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冯骥才”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抢救天津老街开始，冯骥才毅然走出书斋，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竭力奔走呼吁，近十年来，冯骥才完成了从一位作家到一位文化遗产保护守望者的转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这种转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应对生活有矫正功能”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样看待“国务院参事”这个头衔？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国务院参事是在政府内部，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一些大的决策性的、战略性的问题的确认、确定，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它们会以“直通车”的方式让很高层面的决策层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很珍惜这个权利。

　　记：作为迄今当选的唯一一位作家，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冯：这等于给了知识分子一条特别好的通道，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界的声音，注意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很荣幸能代表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话。

　　记：您觉得，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功能是什么？

　　冯：知识分子应对生活有矫正功能。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先清醒，就像鲁迅一样。当整个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我们要给生活一些梦想。

　　记：走上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这条路，也是因为一种责任感？

　　冯：对。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我发现很多生活中熟悉的东西开始消失了。一个城市不能没有记忆。我开始重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重视城市文化、城市个性保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注意到非物质文化的消亡，强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因子越来越少，很多文化转瞬间就没了，于是渐渐开始关注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们这代文化人有个特点，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20多岁经历了“文革”，伴随着国家的欢乐、痛苦，一直走到今天，天生地、天经地义地有一种责任感，不是别人强加的。

　　我特别喜欢古代关于责任的一个词，叫“舍我其谁”。我们这代作家都有很强的社会良心，都有这样一种精神。

“收藏文物，但不私藏”

　　记：我听说，您现在每年都投进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去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资金都从哪来呢？

　　冯：有几个方面吧。一是卖画，二是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两年我一直在举办公益画展，画卖掉以后就把钱放到基金会里。2006年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放了100多万，2007年我又放了380多万，可能还多。2008年零零星星也放了几十万了。

　　我的画和商业画不一样，都是不可复制的。每卖完一次画，我都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觉得人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精神被洗劫了，什么都没有了。

　　记：基金会运作得怎么样？

　　冯：我觉得还可以吧，2008年有两笔捐款，一笔来自澳门，捐了几百万。2009年我们会做一些跟古村落保护有关的事情。现在捐款也不断地有，但是没有大笔运作。

　　记：这是一条漫漫征途，只有一个冯骥才是孤独的。

　　冯：有人也问我，说你做这个事跟精卫填海一样，个人用一点劲管用吗？我认为根本不管用，你就这一点破钱，即便真正的大商人，进入福布斯的，他挣那些钱，也救不了多少中国文化。只有全民觉悟了才能救，可是你等全民觉悟了，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现在实际上是在看谁觉醒得快，觉醒得快的保护就多一些，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你觉醒得慢了就没有了。现在只能说，我们谁看到了谁就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记：听说您这些年也买了不少文物？

　　冯：我买得很多，但是不私藏。你也看到了，研究院里有展览馆，还要建博物馆。这是我一个艺术家的想法，最喜欢共享，以后就捐给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