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收藏 重在文化传承

经营古玩和收藏古玩的，大概没有不知道陈重远其人的。这位老先生著有《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古董说奇珍》、《收藏讲史话》、《鉴赏述往事》、《老古玩铺》、《老珠宝店》等收藏系列丛书。

陈先生今年78岁，身体不错，也爱说话。我们请他讲讲老北京传统收藏方面的事，他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国原无考古学，到了宋代才有金石学，欧阳修、李清照、赵明诚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至今也没有收藏学，尽管收藏已日益深入民间，成为了许多人的自觉行动。说起北京收藏的历史，不能不首先提到皇家收藏。因为只有宫里，才可能汇聚天下奇珍。北京故宫是名副其实的大博物馆，奇珍异宝，无所不有。我们逛故宫看到的虽只是冰山一角，就已叹为观止。过去，这些东西秘不示人，就是封疆大吏也看不到。直到民国，故宫开放，文华殿、武英殿陈列出不少宫中藏的瓷器、铜器、字画，老百姓才开了眼界。“中国集中的文物世界少有。”陈先生感慨道：“不仅故宫里有，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也收藏了不少，那真是浩如烟海，多如星河！”

大臣们的收藏应该说晚于皇家收藏。但大臣们学问大，他们的收藏是为了做学问，就显得格外有意义。比如乾隆、嘉庆年间有个乾嘉学派，提倡朴学，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治经多从文字学入手，研究金石学，使金石学再度兴起。为此，一些大臣把目光转向了青铜器。乾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就是个大收藏家。当时我国出土了一件铜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有铭文350字，轰动一时。阮元经过研究考证，发现这是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的契约，便把这件东西定名为散氏盘。阮元还著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道光、同治年间还有个陈介祺，研究秦汉书法、篆刻，他以收藏西周青铜器毛公鼎著称于世（毛公鼎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家里盖了一座万印楼，收集秦汉印章甚多，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当过军机大臣的潘祖荫也是这样，收藏大禹鼎、大克鼎，研究金石，著述颇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无论收藏青铜器也好，收集古印章也好，都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文字学研究，为了著书立说，是和传承中国文化这个大目标连在一起的。这种收藏无疑大大提高了收藏的含金量。

收藏还有一个功能——鉴赏。比如家庭的摆设：条案、掸瓶、字画等，有的有实用价值，有的纯粹是为了鉴赏。可以说，相当多的人搞收藏，是出于赏鉴的目的。有了这个目的，收藏才能够普及，成为一般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追求。因此，琉璃厂文化街才会应运而生。

北京原来商业不发达，白云观、白塔寺……是庙会，过年过节才摆摊设肆；骡马市、粮食店街、猪市大街……清早开市，日中就收摊。到清初顺治时期，汉人迁到城外，旗人住进城里（城里指前三门一带），形成了东富（买卖人）西贵（当官的）的格局。受此影响，乾隆时“东单、西四、鼓楼、前（门）”成了商业兴盛之地，而以卖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为特色的琉璃厂也出现了。这时的琉璃厂，固然有行商作贾的市场功能，那些喜收藏字画、古玩的达官贵人时时光顾，文人墨客也常常到此，同时还兼具其他功能。举例说，当时北京没有图书馆，要看书，只有到琉璃厂买书，琉璃厂就是图书馆；当时也无博物馆，琉璃厂古玩铺就是博物馆；要看字画碑帖，也要到琉璃厂南纸店（南纸即宣纸），南纸店就是美术馆。这些独具的功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活动，琉璃厂因此才被叫作文化街。

眼看过年了，一说起琉璃厂，陈先生自然就想起厂甸庙会。每年正月十五之前的厂甸，既是平民百姓的乐园，也是太太小姐、达官贵人以及文化人最开心的去处，人们各取所需，小则买一串糖葫芦一个风车，中则买几本旧书几枚古钱，大则买一两样珠宝翠钻。一些大文化人常逛厂甸。官员到厂甸，关注的就不是书册，而是珠宝了。李鸿章在火神庙，给他妈买过一个翡翠镯子，这个镯子排第二，排第一的西太后戴着呢！那年月做珠宝生意的，一个春节做的买卖，够全家一年的开销了，有的甚至发了大财。

漫谈中，陈先生感慨地讲了一个故事，前面提到的潘祖荫，研究金石卓然成家，为人也克勤克俭。他无子女，过继了弟弟的一个孩子。他死后，他的后代不辱先人，竭尽全力保护大禹鼎、大克鼎。日本侵略时期，把鼎埋在地下，威逼利诱，不动声色，解放后献给了国家。现大禹鼎藏国家博物馆，大克鼎藏上海博物馆。这样的收藏家才真正是有松柏气节的人。（谭宗远）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