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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的金银财宝来自何处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7-03-24
“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银锭中,有不少刻有铭文:“京山县十五年 饷肆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 日银匠姜国太”“湘潭县运粮官军行月银五十两”“巴陵县榆 饷银五十两”“黄冈县银肆拾两正”等字样,这些银锭显然是官银,主要是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征解的税银。

  还有金、银锭的铭文,显示来自藩王。而没有铭文的金银和散碎银子,则无法确认来源。这些金银当是张献忠转战各地所获。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目前尚未发现来自河南的金银。

  张献忠长期流动作战,转战过很多地方,在他转战生涯的前期,曾多次出入河南,曾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过惨败,但也有“卤获甚盛”的记载。

  转战河南屡受挫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省定边县人。他出身贫寒,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后来当过捕快、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众起事。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队成为农民军中一支劲旅。

  张献忠率军的特点是力主高速度流动作战。他的部队骑兵和步兵的比例“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荥阳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随高迎祥、李自成向东挺进,攻克明朝中都凤阳,掘了皇帝的祖坟,将皇陵几十万株松柏砍光。

  崇祯十年(1637年),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此法甚为奏效,李自成在陕西几次失败,张献忠也在河南陷入困境。他曾伪装成官兵偷袭南阳,正好遇到左良玉军,两军交战,张献忠被射伤头部,左良玉追过来,“刃拂献忠面”,幸亏他的马快,又被部下奋力相救,才得以侥幸逃往湖北。当时张献忠伤势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一年后再次举兵造反。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张献忠在信阳再度被左良玉击败,他大腿受伤,从商城方向狼狈逃走。这次惨败后,张献忠被迫投靠李自成,李自成想整编他的部队,张献忠当然不同意,于是李自成动了杀机。得到罗汝才暗中帮助,张献忠从河南逃往安徽。这时,李自成围攻开封,明军主力都前去救援,张献忠乘机重振声势,在安徽、湖北屡次打败明军。

  此后,因李自成主要在河南发展,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遂转战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这样一来,南方的楚王、长沙王、蜀王等倒了霉。

  藩王成张献忠“金库”

  明朝的藩王制度很奇葩。永乐大帝以藩王身份造反夺了帝位,所以对藩王严加防范,严禁他们涉足军务、政务,甚至不许与官府结交,也不许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生产经营活动。作为补偿,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土地。明朝中前期,一般赐予藩王几十顷土地,中期后,一次能赏赐数千顷,晚期更变本加厉,曾有一次赏赐庄田四万顷的例子。如此一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流失,藩王们则富得流油,搜刮和积聚巨额的金银财宝,成为各地“首富”。

  据北京师范大学万明教授研究,这些藩王,是张献忠金银财富的重要来源。他第一次尝到甜头,是在襄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攻下军事重镇襄阳,当时“五省饷银、甲器各数十万”存于城中,全部为他所获。襄阳也是襄王所在地,张献忠处死襄王朱翊铭,没收王宫全部财产,并“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所在地,此时楚王已历九代,累世搜刮、积聚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达21300两。当时的楚王朱华奎已在位63年,府内金银堆积如山。但朱华奎却是十足的守财奴,张献忠进攻武昌时,湖广地方大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守城,他让人搬出一把朱元璋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令大员们灰心丧气。

  张献忠攻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叹息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朱华奎投入长江淹死。

  这年八月,张献忠南下攻打长沙、衡州(今衡阳)等地,明朝分封在这些地方的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或死或逃,他们积聚的大量金银财富,大都被张献忠所获。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有两万顷庄田,一直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也是一位“富豪”。

  两个月后,张献忠攻克成都,生活在成都的蜀王积聚了巨额财富,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王膳”,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万历年间,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中,十分之七的土地都是蜀王的庄田。

  末代蜀王朱至澍也是个“守财奴”。张献忠攻入四川时,他也舍不得出银子,对地方官员说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张献忠攻下成都时,朱至澍和王妃投井自杀,将豪华的王府和堆积如山的银子留给了他。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将蜀王府改建成皇宫。

  张献忠获得军费等开支的方式,还有没收攻占地区的官库和“打粮”,所谓“打粮”即抢劫富户,也抢普通百姓。

  明朝白银多来自海外

  张献忠转战各地获得的财富,以白银为主,这在以前的朝代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并不盛产白银,明朝中后期,白银才成为主要的货币,而大量的白银,主要来自巨大的海外贸易顺差。

  银子作为货币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银矿开采量有限,即使到宋元时期,银子也没有成为主要的货币,只作为铜钱的补偿通货。

  在明朝初年,朱元璋推行的是纸币“大明宝钞”,禁止使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但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趋势已无法阻挡。当时明朝每年产银不过十八万两,远远满足不了白银货币化的需求。16世纪全球化开端,明朝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下令,放开海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进口白银,即所谓“隆庆开海”。此举促使明朝经济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明朝中叶,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苏州、松江、景德镇等工商业重镇。当时的景德镇烧制瓷器的民窑已达二三百座,终年烟火不断,从业人员多达数十万人;地处长江之滨的汉口则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忙景象。

  随着对外贸易热潮的出现,中国向全世界大量输出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进口需要极少,大量的贸易顺差使得全世界的白银都流向中国。

  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1600年以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流通的最终归属地,当时美洲出产的白银,约有一半流入中国。

  白银多了起来,而获得白银的人要么买地,要么作为财富埋藏起来。一时间,藏银之风,吹遍全国,以致有西方学者说,“白银从美洲挖出来,好像就是为了在中国埋起来”。

  大量白银并没有带来好运

  白银大量流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外来的白银给中国的商品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充斥了大明帝国……”万明认为,当时白银货币成为一把双刃剑,使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的升级,加速了明朝财政的崩溃,也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海外贸易的刺激,使南方大片的田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更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与之相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财政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灾民无法生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形成明末大乱。

  不管如何,白银的大量使用,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社会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转战各地的张献忠才获得了大量的白银财富,用以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并为他建立大西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正是因为拥有巨额金银财富,张献忠在四川留下了多种多样“埋银”“沉银”的传说,“江口沉银”即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大量白银财富并没有给张献忠带来好运,没有帮助他建立起一个稳定、强大的政权,最终只落得沉银江中的结局。

  金银财宝都藏哪儿了?

  2005年4月20日,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挖掘机在距地表2.5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一圆木筒,从中散落7个银锭。木筒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为一根木桩劈开,将内挖空放入银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箍箍紧。

  古代文献中,多有记录张献忠将金银等宝物置于“木鞘”内,发现的“木筒”与记载中的“木鞘”基本一致。这次发现,成为“江口沉银”的有力实物证据。

  据史料记载,1646年,张献忠率军从成都沿锦江而下,在江口镇遭遇南明将领杨展伏击,其船队装载的大量白银沉于江中,这就是所谓“江口沉银”。

  献忠惨败“江口沉银”

  1646年,也就是称帝后第三年,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率军沿锦江南下,想顺长江而下转战湖北。

  对于这次战略转移的原因,史籍说法不一,《蜀碧》说:“(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蜀难纪实》则说,张献忠自感不孚蜀中人望,政令所行,不过成都附近数县,终无所成,因此“思挟多金、泛吴越、易姓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则说:“副总兵曹勋率建南兵克邛州,距成都仅两日行程。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

  这些说法,或许大多出于猜想,但也都有真实的成分。张献忠称帝三年,大西政权并不稳固。他长期“以走为战”,没有经营政权的能力,万明认为,大西政权没有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基本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打粮”即抢掠,抢掠富人,也抢掠老百姓。抢掠必然遇到反抗,镇压反抗的手段便是杀人。这样做,只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而这时,清军从北边入川,多支南明部队从南面进攻,大西政权面临两线作战困境,促使张献忠率军携带金银撤离成都。这次战略转移很快就宣告失败。张献忠率军从成都沿锦江而下,刚到江口镇,就遭遇了南明将领杨展的伏击。

  这场战斗的经过,不同史籍记载大同小异。

  嘉庆十九年刻本《彭山县志》卷六记载:“明季杨展拒献贼于江口,分左右翼,兵势甚盛,贼溃反走。展别遣小舸载火器以烧贼舟。贼舟被焚,金银珠宝悉沉水底。”

  南明官员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说:“都督杨展起兵逆击之,战于彭山之江口,展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风大作,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群贼登岸走,旋奔川北。”显然,杨展趁风势使用了火攻,打败张献忠,烧毁了他的船队,船上的大多金银沉没江中。

  杨展的幕僚费密所著《荒书》则记载了一个不同的细节,“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也就是说,张献忠的部下逃到岸上后,因来不及带走银鞘,也曾纵火焚舟。

  “藏宝”故事身后盛传

  江口之役后,张献忠转而北上,当年十一月,他扎营于西充凤凰山。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投降清军统帅豪格,清军鳌拜等以他为向导轻装疾进,对张献忠发动突然袭击。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身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等率军向贵州、云南发展,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西南诸省,坚持了近20年。

  天下安定后,张献忠各种“藏宝”的故事在四川盛传。据四川大学江玉祥先生考证,传说中张献忠藏宝的地方,至少有六处。一是埋在成都锦江之中,二是埋在岷江新津渡口江底,三是埋在峨眉山普贤峰顶,四是宝船沉没于青神江底,五是埋在黎(今四川汉源县)、雅(今四川雅安市)间,六就是江口沉银。

  “江口沉银”屡有发现,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也大有收获。其余几种传说中,埋银锦江和埋银黎、雅间也得到一定的认同。

  张献忠部将刘文秀后来被南明永历帝封为蜀王,他在云南病卒前,向永历帝上遗表,说“臣兵二万在黎、雅间埋金二十万,臣之将郝承裔知之,请驾幸蜀就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可转败为功!”这个遗表上了后,并无下文,成为令人疑窦丛生的悬案。

  锦江埋银的传说,明史《张献忠传》有较详细的记载。说张献忠筑堤截流,令锦江干涸,在江底挖了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明末清初的《绥寇纪略》《流寇长编》《蜀破镜》等也有类似记载,说这叫“锢金”,“欲使后人不得发也”。这些文献中,有的说“江口沉银”在前,“锦江埋银”在后,有的则正好相反。但两件事都发生在1646年。

  据四川文物考古院李飞先生撰文介绍,“锦江埋银”曾引来大规模的官方发掘行为,并传说有藏宝图记录了“锦江埋银”的位置,上世纪30年代,一个叫杨白鹿的贡生把“藏宝图”交给了川军一位团长,团长向政府打报告开办“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寻宝”,发现了一些迹象,但最终并没发现金银珍宝。

  李飞认为,“江口沉银”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多被认可,而“锦江埋宝”却颇受质疑,基于明末清初大量的文献记录,“埋宝”一事不易被否认,需通过后期的发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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